對官員公民身份的認知不僅關系到對政府官員的監(jiān)督和管理，而且也關系到改善官民關系——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政治領域發(fā)生了一系列顯著變化，目前表現出來的基本特征是通過高壓反腐確保官員清廉，通過政務公開保證政治清明。這些行動帶來了政治生態(tài)和社會心態(tài)的重大變化。就政治生態(tài)而言，官員覺得官不好做了；從社會心態(tài)來看，民眾對前景變得樂觀，但對官員卻持有一種不信任的心理。簡而言之，政治生態(tài)和社會心態(tài)變化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官員被前所未有地置放在了社會和公眾面前，由此也引發(fā)了一個對官員的公民身份的認知問題，也就是從以往對官員的職業(yè)身份的注重，回歸到注重官員的公民身份和職業(yè)身份的雙重身份。這種新的認知回歸不僅關系到對政府官員的監(jiān)督和管理，而且也關系到改善官民之間的關系。
我們以往對官員身份的認識主要停留在職業(yè)身份上。職業(yè)身份要求官員表現出“公”的一面，表現出為人表率的一面。這一職業(yè)要求往往也成了人們對官員的一種期待。因此，官員的舉動也常常為社會所注目，其行為也常常被監(jiān)督。我們不時看到對官員的舉報，官員吃飯被曝，戴表被曝，生活作風被曝，等等。最終的結果，公款吃喝受到處罰，戴表因涉嫌貪污腐敗而被抓，生活作風不良則名聲掃地。然后，就向前發(fā)展：民眾對官員監(jiān)督熱情更高，以至于在某些場合走到了偏激的地步，只要是官員吃飯就認為是公款吃喝；甚至是穿衣，一旦感覺衣價太高，與公務員收入不符，馬上上網曝光，如此等等。此類現象使人感覺這個社會似有一股戾氣，官民陣壘分明。
這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即我們對官員的身份的認識。我們關注了官員職業(yè)身份的一面，卻忽略了官員公民身份的一面。而在中國的文化中，官有它的特殊性，它往往被賦予了很高的道德含義。“好人做官”從孔子以來一直是一種傳統(tǒng)，以至于人們對官員的要求高于對其他人的要求。
當然，以公民身份而言，我們可能對官員的要求就不一樣。我們對作為社會人的具有官員身份的人的要求肯定會高于一般的人，其原因在于作為公共人物的官員的行為具有很強的傳導性，具有對社會的一種引領性。但是，另一方面，官員也是一個自然人，有其公民身份。而在這一點上，官員同其他人是一樣的，也有自身的需求，也享有與其他人一樣的不能被剝奪的公民權利，比如個人隱私得到保護，言論的自由，行動的自由等。此外，官員也像其他人一樣要柴米油鹽居家過日子，也有自身的利益，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也要追求自身的利益，比如得到晉升或受到尊重。
因此，無論從官方還是民間來說，都有必要從兩種身份的角度去認識我們的官員。我們首先要考慮的是官員的公民身份。從這一點出發(fā)，來建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和規(guī)章制度，以對權力進行有效的制約，并規(guī)范官員的行為，從而完善對官員的監(jiān)督。當我們的報銷制度使得公款吃喝(公務接待不在此列)變得不可能時，那么一些民眾就不會也沒必要去盯著在日常人際交往中用自己的錢吃喝的官員；官員用自己的錢吃喝，只要不是鋪張浪費，不是擺排場，就不用因怕老百姓指責而放棄。
其次，我們當然也必須考慮官員的職業(yè)身份，因為這一身份給了官員榮譽，也給了官員責任。這一榮譽不是個人的地位和名聲，不是什么“長”或“主席”、“主任”帶來的愉悅或自得，而是服務公眾的一種滿足。具備了這樣的一種認識，官員就會很好地去處理公和私的關系，處理組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系。從這一認識出發(fā)，需要考慮如何去提高官員的道德水準。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職業(yè)道德，在政府中也可以稱為行政道德；二是個人品行，比如我們通常強調的誠實、正派、善良、正義感等。我們要求官員不僅恪守行政道德，而且還要具備良好的私人品德。
回歸對官員兩種身份集于一身的全面認識，尤其是對官員的公民身份的認識，需要一個調整過程，這一過程不僅涉及政治生態(tài)的變化，也涉及整個社會生態(tài)的變化，涉及政治的清明、經濟的進步、文化的改變和道德的提高。
（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