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沖決過去歷史之網羅”的青春精神，或許是巴金的《家》打動一代青年讀者的重要因素。它無異于幾千年封建倫理天空中的一聲驚雷，打開了一個透出縷縷光明的世界。對于“80后”作家張悅然而言，《家》中的悲劇感則源自青春或生命的困境，表現出一種對“物化”產生警惕后的幻滅感。
【關鍵詞】巴金 張悅然 《家》 青春 【中圖分類號】I054 【文獻標識碼】A
巴金與張悅然小說青春主題的不同維度
“青春畢竟是美麗的東西”，1937年2月，巴金在《家》的后記中如是寫道。“青春是美麗的東西”，1953年3月4日，巴金在《家》后記中重復道。“青春是美麗的東西”，1957年6月，巴金在《和讀者談<家>》一文中，仍然毫不避諱詞窮之嫌，表達著他對青春的贊美。
“青春”是巴金前期小說的一個重要主題，從早期的《滅亡》《新生》《我的太陽》，到《霧》《雨》《電》，再到“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主人公幾乎都是青年。青年是青春的象征，他們指向的不僅僅是一種生理年齡結構，更是一種精神結構，正如塞謬爾·厄爾曼所言：“青春不是年華，而是心境。青春氣貫長虹，勇銳蓋過怯懦，進取壓倒茍安。”以此來審視巴金的《家》，我們就會發(fā)現這一青年話語與主人公覺慧的“成長”歷程如此契合：“他進了中學，他的世界又改變了面目。書本和教員們的講解逐漸地培養(yǎng)了他的愛國主義的熱情和改良主義的信仰。他變成了梁任公的帶煽動性的文章的讀者。……可是五四運動突然地給他帶來了一個新的世界。在梁任公的主張被打得粉碎之后，他連忙帶著極大的熱誠去接受新的、而且更激進的學說。”①由此可見，覺慧的青春展現不是指向身體，而是指向他作為啟蒙客體，對新思潮不斷地接受和更新。
如果說巴金的《家》呈現的是反抗封建專制主義，以此構造一個具有啟蒙意義的現代個人主體，那么在“80后”作家張悅然的《家》中，同樣書寫的是“沖決過去歷史之網羅”的青春精神。很顯然，魯迅《傷逝》的困境——個性解放之后遭遇的物質危機和精神隔膜，在當下已經演變成更深層面的問題。而張悅然的《家》便是對這一青春困境的回應。張悅然的《家》是一個小資產階級之“家”，有房有車，電動窗簾、咖啡、面包、紅酒、寵物貓等充滿小資氣息的物質充斥著主人公的生活。然而，相戀并同居六年的戀人卻在同一天不約而同地逃離了。這種逃離也讓我們想到加拿大女作家愛麗絲·門羅的《逃離》：女主人公因為不堪忍受家庭生活的平庸而選擇逃離，但最終半途而返，重回家庭。這種具有某種同構性的“反對一切規(guī)范性的東西”的“逃離”，其中隱含的是現實秩序與人性內在精神的緊張沖突。
“有形之物”和“無物之陣”
巴金筆下的“家”是封建專制禮教的代名詞，是囚禁正常人性生長的牢籠。“房里永遠是這樣單調，窗外永遠是這樣陰暗。……我不能這樣屈服，我一定要反抗，反抗祖父的命令，我一定要出去。”②在文本的創(chuàng)作中，巴金需要為反抗行為設置具體的標靶，“政府”和“國家”太過宏大，而家庭是社會最小的單元結構。與“國家”和“政府”相比，“家”顯然更容易成為具體生動的文學形象。森嚴的等級結構、嚴密的倫理秩序，以及與個體之間緊張劇烈的矛盾沖突，還有什么比它更適合成為“反抗者”們批判的標靶呢？
家庭不再是傳統倫理中的溫情載體和安頓人心的場所，而是踐行吃人禮教的場所，這是巴金小說《家》的悲劇意義所在。換言之，“家”里面悲劇性的人物所面對的阻礙是“有形之物”，也就是封建專制主義、綱常倫理等思想。如果說巴金《家》中的悲劇源自那些“有形之物”，那么在張悅然的《家》中，“沖決過去歷史之網羅”之后，不再像巴金的《家》中面對“有形之物”那么簡單，而是陷入了一種虛無的“無物之陣”。張悅然《家》中的悲劇感源自一種對青春或生命的困境和幻滅感，這種幻滅感是五四作家們的時代訴求實現之后所產生的，這不能不令人深思。
張悅然《家》對女主角裘洛的塑造，幾乎完成了五四時期作家們的理想，女主角有獨立的經濟和時間支配權、獨立的情感空間。這里的話語權既不像巴金的《家》那樣由男人操控，也沒有《傷逝》中子君的情感精神依附、停滯怠惰而造成的悲劇。那么是什么使得他們陷入青春精神的困境呢？這主要來自于“物化”世界的侵蝕。格奧爾格·盧卡奇曾說過：“在資本主義制度里，商品形式已經成了‘普遍的結構原則’，物化‘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方面’，甚至是滲透到人類主體性之中。由于資本主義制度在越來越高的經濟層次上不斷地生產，物化結構也就越來越深刻地滲入人的意識中。”③
張悅然在《家》中表現出的寫作野心遠超同時代的青春文學作家，因為對問題的追問還將繼續(xù)深入。她意識到，自我的主體性已經瀕臨“物化”的邊緣，若按照這個慣性生活下去，或許將淪為“單向度人”的境地。這時的她已經出現了警覺自省的跡象——憎惡過度“物化”的生活。張悅然塑造的主角，面臨的是一種對“物化”產生警惕之后的幻滅感，這種幻滅感投射的是一種深重的悲哀，必然使得具有獨立主體意識的個人陷入虛無的“無物之陣”。
一種“救贖”的可能：重建“共同體”
兩部《家》不僅書寫了青春的表現姿態(tài)、精神困境，而且都表現出強烈的使命意識。他們不滿足于書寫一部“問題小說”，而是試圖突圍救贖，提出可能的精神向度。就情感層面而言，巴金《家》中的愛情描寫是較為打動人心的。如覺新和梅那古典癡情又不無憾恨的愛、覺新和瑞玨琴瑟和諧之愛、覺民和琴充滿五四青春氣息而又熱烈的愛、覺慧對鳴鳳充滿人道主義的含混之愛、覺慧對琴的朦朧之愛。但愛情在這里并非勝過一切，換言之，無法依靠愛情達到某種救贖。
“不管覺新跟梅見了面，不管梅經過了幾年的風波以后又到這個公館來，都不曾帶來新的感覺。那個不斷地在空中飛翔的死的恐怖把一切別的感覺都趕走了。”這一段敘述背景是戰(zhàn)爭炮火來襲之時，歷經五年的光陰后，在“空中飛翔的死的恐怖”中，覺新和梅已無心互訴愁腸離情、悲嘆物是人非。“他更明白人生的意義并不是那么簡單，那個少女的一對眼睛跟廣大的世界比起來，卻是太渺小了，他不能夠單單為著那一雙眼睛就放棄一切。”從中可管窺覺慧對愛情的一些體認：比起廣闊的世界，愛情何其渺小。如果人的精神成長僅僅仰賴愛情來承載，那么必定走向萎謝。而在張悅然的《家》中，女主角的生活不是靠情感在維系，而是靠一張刻板的時間表，與冰冷的“物”打交道。作者的敘述也是不動聲色而又冷漠的。
這兩部作品均選擇了“逃離”作為一種解決困境的方式，或許可以把這種“逃離”看作是一種奔向“救贖”之路的表現。受到《新青年》思想的影響，覺慧決然出走，奔赴外面的世界，試圖和那“幾個通過信而未見面的熱情的年輕人”重構“想象的共同體”：那是一個“民主、平等、自由、博愛”的人道主義世界。而張悅然筆下的救贖，則是主人公走向汶川大地震志愿者行動隊。這一看似“討巧”而又“世故”的結尾，卻隱藏著巨大的思考空間：如何逃脫作為“工業(yè)文明奴隸”的命運？如何在物質欲望充斥人心的災難里實現“一個小小的跳躍”？回歸“大我”的“共同體”，回歸到樸素的“被需要”中，是不是一種救贖的可能和青春精神向度的體現？
（作者為南昌大學科技學院講師、上海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注：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2014年度項目“巴金與‘80后’作家關于青春書寫的比較研究”（項目編號：ZJW1413）的部分研究成果】
【注釋】
①中國現代文學館：《中國現代文學百家》，北京：華夏出版社，1998年，第88頁。
②汪民安：《文化研究關鍵詞》，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70頁。
③巴金：《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4—56頁。
責編/王妍卓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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