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朝官學以及各地的書院是士人活動的主要舞臺，學校和書院的學官是他們新的社會角色。元代江南士人通過社會經營，在元朝中期完成權威重塑，提高了其在江南社會中的地位和社會控制能力。
【關鍵詞】元代 江南士人 傳統(tǒng)文化 【中圖分類號】K247 【文獻標識碼】A
士人或稱儒士，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以儒為業(yè)的知識群體。元朝的士人有專門的戶籍，稱為儒戶，當時全國有儒戶11萬余戶，其中北方腹里地區(qū)有儒戶3890戶，江南地區(qū)據學者估計有100647戶。可以說，江南士人是元朝士人的主體部分，是元朝士人的代表。
唐宋以來，士人成為中國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主要角色，士人除了涉足科舉和國家統(tǒng)治以外，也積極參與地方事務。南宋滅亡以后，元朝江南士人基本上失去了做官的機會，社會地位下降，處境惡化。
學官成了江南士人在元朝的新的社會角色
元朝統(tǒng)一之初政治混亂，一些有經濟實力的前朝科第仕宦之家，成了各種勢力勒索、盤剝的對象，江南一般儒士的處境也進一步惡化。在不利的情況下，大部分儒士開始適應新的環(huán)境，重新選擇生活道路。元朝官員的選舉實行跟腳制度和吏員入仕制度，一些在蒙古帝國和元朝建立過程中的功臣獲得各種跟腳，形成跟腳家族，其子弟長期擔任中高級職務。一些中下級職務則以北方吏員出身的人為主，儒士一般在學官內任命。于是，出仕學官成了多數江南士人最后的歸宿，學官成了江南士人在元朝的新的社會角色。這種新的社會角色的形成，是元朝統(tǒng)治特點決定的。江南士人在四等級結構（蒙古、色目、漢人、南人）中地位最低，做學官是其不得已的選擇。這種情況限制了江南士人政治才能的發(fā)揮，給元朝統(tǒng)治帶來不利的影響。但總的來看，元初江南士人社會角色的轉變，在當時仍然具有重要意義，它為元代儒學教育的恢復和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保證了傳統(tǒng)儒學的傳承和發(fā)展，有利于江南社會的穩(wěn)定。
元朝實行儒戶免役制度，士人另立戶籍（儒戶），除了田稅和商稅以外，免除差發(fā)、徭役。士人的戶籍由地方學官管理，士人與地方官學（包括書院）之間的關系發(fā)生了以前從未有的變化。學校成為地方士人的主要活動舞臺，學官直接統(tǒng)領在籍的士人。官學學田的收入在滿足學校運行的情況下，一部分作為生活補貼發(fā)給學生和士人，一些年老貧困的士人則由學校收入供養(yǎng)，士人的子弟需要入學讀書，學習不努力的學生會受到學官取消生活補貼（停供）甚至開除儒籍（或學籍）的處罰。
元朝江南士人的日常生活與學校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江南士人需要在每月的朔、望日早晨到學校參加祭祀。祭祀儀式結束以后是講書，講書形式比較靈活，學官、學職和一般士人輪流講，士人可以在講書期間離開。祭祀以后地方士人和參加祭祀的學官、地方官吏在學校會餐。地方士人任職、出游的一些手續(xù)，需要到學校辦理，學校還是江南士人節(jié)日的聚會之所以及平時消遣的地方，如天壽節(jié)，各地學校都會在這一天組織慶?；顒?，地方士人匯聚學校，為皇帝“告天祝壽”。平時新任學官上任，其朋友也會到學校參加就職儀式。另外，士人在外面游歷，到一個新地方后，一般需要拜訪當地的官學，并到文廟行禮。
元代江南士人的生存奮斗：游京師
元朝士人入仕艱難，其個人和家族的發(fā)展陷入困境，于是，大量江南士人到都城大都（今北京市）甚至上都（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尋找發(fā)展機遇?，F在流傳下來的史料中有163位江南士人有游京師的經歷，足見這種社會風氣的盛行。
江南士人游京師的目的除了少數人觀光游覽以外，大部分人的目的是通過求官改變自己或家族的處境。他們到元大都上書或在特定機會展示自己的才能，期盼得到元朝皇帝或權貴的關注，進而得到任命。不過，元大都的自然和社會環(huán)境對于江南士人來說比較惡劣，他們被迫尋找住處和特定職業(yè)謀生。一旦他們的生活穩(wěn)定下來，江南士人就開始構建人際關系網絡，爭取盡快取得薦舉做官的機會。江南士人結交的對象有京城的漢族官員，也有一些蒙古、色目官員，詩文唱酬和燕集是他們社會交往的主要方式。
從這些士人的材料來看，相當一部分士人得以留京做官，也有人得到薦舉離京到地方擔任學官或地方官，當然也有人死在京城或失望而歸。從當時的社會輿論來看，江南士人將游京師的意義，提到人生觀的高度，將其作為實現完美人生的信念，在這種信念的支配下，元代江南士人產生了游京師的使命感和強烈的動力。如士人陳孚（1259-1309，浙江臨海人）前往上都，到了居庸關寫道：“鄰家三數嫗，對我清淚傾。問我膳飯否，慮我衣裘輕。大笑揮之去，我豈兒女情。”
通過游京師，江南士人向元朝中央政權反映江南社會訴求，也將儒家的思想和治國理念向元朝統(tǒng)治者廣泛宣傳。盡管游京師的江南儒士之中，求官的人居多，但他們“能優(yōu)游京師，出入館閣，與四方縉紳韋布交游”，這本身就是傳播和擴散儒家傳統(tǒng)文化的行為，如此多的江南儒士活躍在大都的政治和文化舞臺，對元政權實行漢法提供了強大的輿論支持。
江南儒士游京師的現象，擴大了儒學在元朝政治和社會文化生活中的影響，也是對元代弊端叢生的選舉制度的有益補充，有利于元政權的順利運行以及元朝社會的穩(wěn)定。同時，從江南儒士大規(guī)模游京師的現象中，我們可以發(fā)現傳統(tǒng)社會精英——江南士人在逆境中頑強抗爭的勇氣，體會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頑強的生命力。
元代江南隱士逐漸成為江南地方社會的精英
在元朝儒學“不行于世”的情況下，大量江南士人歸隱，成為隱士。一些退居鄉(xiāng)間，耕讀為業(yè)，享受安靜的隱居生活。一些缺乏經濟基礎的士人則流蕩于江湖，艱難謀生。他們選擇教書、務農、經商、習醫(yī)、占卜等手段養(yǎng)家糊口。相當一部分隱士通過務農、經商等不同手段致富，重新成為地方社會中影響較大的人物。元代江南隱士已經不是以前朝代與世隔絕的群體，他們不僅追求改善自己的生存環(huán)境，還追求對地方社會的影響與控制，通過他們的提倡和身體力行，影響地方政府和社會輿論，重建他們在江南社會中的權威。
元代江南隱士分布于江南地方社會的主要職業(yè)群體之中，成為儒家傳統(tǒng)文化的傳播者，促進了儒學向民間社會的擴散。更重要的是，他們通過各種社會經營活動在江南完成了權威重塑。元代江南士人的社會經營主要表現在：第一，通過燕集、詩會等活動，引領江南社會的輿論導向和文化時尚。第二，通過向元政府中央和地方官員上書、提建議等行動，參與政治，維護儒士和地方百姓利益。第三，積極提倡和親自參加地方社會教化活動，擴大儒學、儒士的社會影響。第四，通過積極提倡和親自參加地方社會公益活動，提高其在地方社會中的話語權和社會控制能力?？梢哉f，在元朝，隱士以不仕的節(jié)操，得到當地地方官和社會輿論的肯定，相當一部分江南隱士得到地方官員、一般士人和鄉(xiāng)里百姓的擁護和尊敬，成為鄉(xiāng)民日常生活的表率和地方利益的保護者，通過權威重塑，元代江南隱士逐漸成為江南地方社會的精英和地方利益的代言人。這是南宋以來士人參與地方社會事務趨勢的進一步發(fā)展，同時也有力說明：隱士向明清時期“鄉(xiāng)土社會”中的鄉(xiāng)紳轉化，在元代出現了端倪。
元代江南士人對于理想和尊嚴的追求以及他們的生存奮斗，是中國歷史上儒士演進過程的特殊一章。從生存環(huán)境的險惡到權威重塑，元代江南士人完成了自我救贖，反映了中國傳統(tǒng)社會精英頑強的社會生存能力，也體現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逆境中強大的生存和發(fā)展能力。
（作者為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明]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責編/潘麗莉 美編/宋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