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民工是城鎮(zhèn)勞動力市場中新增勞動供給的重要來源，對經濟發(fā)展和社會轉型具有深遠影響。當前，我國農民工工資出現(xiàn)快速增長情況。對此，我們要準確判斷農民工工資增長的原因和趨勢，發(fā)揮市場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化解農民工工資迅速上漲帶來的負面影響。
【關鍵詞】農民工 工資 勞動力 【中圖分類號】F244 【文獻標識碼】A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xiàn)了大規(guī)模的勞動力流動，并形成了農民工這一經濟和社會轉型時期出現(xiàn)的特殊群體。根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發(fā)布的《2017年農民工監(jiān)測調查報告》，2017年我國外出農民工總量達到1.72億，同時全國農民工月均收入達到3485元，比上年增長6.4%。農民工是城鎮(zhèn)勞動力市場中新增勞動供給的重要來源，對經濟發(fā)展和社會轉型具有深遠影響。務工經商是農民工跨城鄉(xiāng)流動的主要動機，而工資水平及其變化也是觀察農民工群體特征的重要維度。
當前農民工工資的變化趨勢表現(xiàn)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
盡管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規(guī)模不斷擴大，但近年來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漸減少，外出農民工總量增長速度逐年放緩，對農民工工資水平的變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本世紀之初，中國尚處于勞動力無限供給的“二元經濟”發(fā)展階段，此時，農業(yè)中尚有相當數(shù)量的剩余勞動力，農業(yè)部門和非農部門的工資差距（源于農業(yè)部門和非農部門勞動生產率的差異）也較為明顯。只要非農部門創(chuàng)造出就業(yè)機會，農村勞動力就可以迅速地向非農部門轉移。因此，這一時期仍然延續(xù)著上個世紀90年代農村勞動力快速轉移的趨勢，外出農民工的總量也仍處于迅速增加的時期。如圖1所示，2001年至2005年外出農民工年均增長率達到了6.3%。由于農民工供給的迅速增長，這一時期農民工工資的增長較為平緩，農民工實際工資的年均復合增長率為6.3%，遠遠低于同期10.2%的經濟年均增速。隨后，中國經濟開始跨越“劉易斯拐點”，這意味著勞動無限供給時代的結束。
2005年至2010年，外出農民工數(shù)量的年增長率下降至4.0%，農民工的稀缺性越來越明顯。在這一時期，用工短缺現(xiàn)象開始在沿海地區(qū)出現(xiàn)，并逐漸蔓延。農民工供求關系的轉折性變化，推動了其工資的迅速增長，這一時期農民工實際工資的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了11.0%，與同期11.3%的經濟年均增速大致相當。從2012年開始，中國勞動年齡人口（16至59歲）的總量開始減少，外出農民工的增長速度也進一步放緩。
2010年至2015年，外出農民工年均增長率進一步下降至2.0%。由于農民工供求關系的進一步趨緊，農民工工資的增長速度仍然保持高位，其實際工資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9.6%，到2015年，農民工名義工資的平均水平已經達到每月3072元。
工資是一種基礎性的要素價格，是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的綜合反映，其變動趨勢受到市場上諸多因素的影響。從供給方面看，勞動年齡人口的數(shù)量和結構變化是首當其沖的影響因素。人口結構的迅速變化導致了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而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將成為維持工資水平的基本因素。從需求方面看，經濟增長的速度和經濟結構的轉化也是影響農民工工資水平和增長速度的重要因素。在經濟高速發(fā)展時期，經濟增長產生了大量的就業(yè)需求，不僅推動了農民工數(shù)量的增加，也導致其工資水平上漲。在經濟發(fā)展進入新常態(tài)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以生產要素的積累為主，加之我國勞動力的工資水平在國際社會上處于低位，勞動密集型產業(yè)具有國際競爭力。因此，勞動力數(shù)量成為推動經濟發(fā)展的重要因素。在這種情況下，對普通勞動力的需求必然推動其工資水平的快速上漲，但當普通工人的工資增長達到一定的水平后，就會改變資本和勞動的相對價格關系，從而產生以資本替代勞動的需求，對勞動力的需求由此相對放緩，工資增長速度放慢。
農民工工資變化不僅影響收入分配，還影響經濟發(fā)展模式
當前，農民工已經成為城鎮(zhèn)勞動力就業(yè)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城鎮(zhèn)新增勞動力的主體。農民工工資的變化不僅會影響收入分配形勢，也會影響經濟發(fā)展模式和結構變遷。
首先，農民工作為城鄉(xiāng)經濟的重要紐帶，其收入變化會對城鄉(xiāng)經濟關系和收入分配產生直接影響。農民工工資的增長，使其消費水平不斷提高，改善了農民工群體及其家庭的福利。2016年，我國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40.6%，是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由此可知，農民工工資的變化直接關乎農民增收以及相關政策的實施。農民工通過獲得工資收入縮小城鄉(xiāng)差距，改變城鄉(xiāng)經濟關系。比如，2017年，我國城鄉(xiāng)居民可支配收入比為2.71，較2016年的2.72有所下降；城鄉(xiāng)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比為2.23，較2016年的2.39有所下降，城鄉(xiāng)經濟差距逐漸縮小。
其次，農民工作為普通勞動者群體最重要的代表，其工資的快速增長推動了不同群體之間工資收入的趨同。在收入差距較為明顯的情況下，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趨同，對于縮小整體的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普通工人的工資增速長期快于高技能勞動者的工資增速，也會產生一些負面效應。尤其是推動普通工人工資增長的力量主要來自于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勞動年齡人口數(shù)量減少，而非個體生產率的提升。比如，當工資增長與勞動生產率脫節(jié)時，普通工人工資的迅速增長會給正在接受教育的人帶來負向激勵，促使他們過早地脫離學校，進入勞動力市場。隨著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對勞動力的人力資本需求必然越來越高。因此，對于農民工工資上漲可能引發(fā)的負面效應，政府應實施政策加以干預，可以通過瞄準個體、加大對貧困地區(qū)教育補貼，尤其是義務教育階段的直接補貼，最大限度地降低農民工工資上漲對人力資本積累造成的負面影響，為中國經濟轉型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積累動力。
再次，由于農民工在城鎮(zhèn)勞動力市場比重的增加，尤其是農民工成為新增勞動供給的主要來源，農民工工資的迅速上漲會成為勞動力成本上升的重要推動力。如圖2所示，在農民工工資快速增長的年份，中國總體工資水平的增長速度要遠遠快于世界平均水平。即便是在增速最低的2015年，我國工資的增長速度也快于世界平均增速6.3個百分點。
在勞動力成本迅速上升的情況下，要繼續(xù)保持經濟發(fā)展的競爭力，就需要通過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化解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影響。因此，要更準確地刻畫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實際，必須同時對勞動力成本和勞動生產率進行比較，單位勞動力成本是人均勞動力成本和人均勞動生產率之比，它反映了勞動力成本上升是否具有生產力基礎。近年來，中國農民工工資快速上升的時期，也是單位勞動力成本上漲最迅速的時期，單位勞動力成本是度量經濟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指標。據(jù)計算，2011年至2014年中國制造業(yè)的單位勞動力成本上升了25.8%，而同期主要制造業(yè)大國，比如德國、日本、美國、韓國等，單位勞動力成本則沒有明顯的變化。從單位勞動力成本的水平來看，中國與主要制造業(yè)大國尚有較大的差距，勞動力成本的優(yōu)勢還比較明顯，但單位勞動力成本的迅速上升趨勢也使得生產率的提升更為迫切。只有通過各種手段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才能在工資上漲改善勞動者福利的同時，確保經濟的國際競爭力。
最后，農民工工資的迅速增長改變了體現(xiàn)在不同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關系，并由此對技術變革、經濟結構變化和產業(yè)結構升級產生了深刻影響。勞動和資本是兩種最基礎的生產要素，工資反映了勞動力價格，如果工資增長速度快于資本價格的增長速度，那么與使用資本相比，使用勞動力就會顯得越來越昂貴，企業(yè)也就會更傾向于以資本（機器）替代勞動。從宏觀層面來看，這就是經濟結構變遷和產業(yè)結構升級的過程。同時，農民工工資的迅速提高，增加了使用勞動力的成本，對技術變革也產生了影響。在某種程度上，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勞動力短缺的日益加劇，是企業(yè)作出機器換人決策的主要動因。通過引入新的技術手段，企業(yè)的生產率得以提升，工人的勞動生產率也會提高。而最近兩年中國制造業(yè)逐步走出生產率增長乏力的局面，重拾增長，也是中國2015年和2016年單位勞動力成本下降的主要原因。
應對農民工工資快速增長的策略
農民工工資在中國經濟跨越“劉易斯拐點”后經歷了一段時期的快速上漲，其增長速度快于中國勞動力市場上的其他群體，在部分年份也快于GDP的增長速度。因此，準確判斷農民工工資增長的原因和趨勢，對于相關領域的政策安排有著重要的意義。
第一，發(fā)揮市場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從總體上看，過去十幾年的農民工工資增長是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直接體現(xiàn)，它反映了市場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發(fā)揮了決定性作用，這一過程與市場經濟改革的總體目標和原則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說農民工工資上漲的總體趨勢是健康的，并不需要額外的政策干預。從促使農民工工資上漲的基本因素看，勞動供給因素占據(jù)了主導地位，尤其是人口結構變化導致的勞動年齡人口數(shù)量絕對減少，是其中的重要原因。鑒于人口因素在中短期較為穩(wěn)定，可以預期在未來一段時間內，農民工工資的總體水平仍將保持上升的趨勢，而上升的幅度則取決于短期的供求變化情況。
第二，化解工資迅速上漲的負面影響。工資作為一種最主要的生產要素價格，其快速變化將對社會經濟發(fā)展的很多方面產生深刻的影響。由于其影響的范圍廣泛，程度也有差別，因此，我們要針對影響程度的不同而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同時，要看到不同領域工資上漲的方向和影響也有所差別。由于工資上漲是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作用的結果，因而不宜通過行政手段進行干預，但在一些領域采取應對措施是必要的。一方面，要努力提升勞動生產率，抵消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對經濟發(fā)展造成的負面沖擊。雖然工資上漲是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作用的自然結果，但由于勞動供給推動工資上漲，可能會與勞動生產率脫節(jié)，也就是說工資的上漲并不具備生產率基礎。這種局面如果一直持續(xù)，無疑會降低經濟的競爭力，使得經濟發(fā)展不具備可持續(xù)性。而人為干預工資的形成機制，會損害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地位，可能造成資源配置的扭曲，不利于經濟的健康發(fā)展。因此，應通過技術的進步推動生產率的提升，進而提高勞動生產力。另一方面，農民工工資上漲對于教育的負向激勵影響尤其值得關注。各地可以通過精準扶貧政策，瞄準貧困家庭，采取有針對性的補貼措施來加強人力資本積累，從而保證中國經濟發(fā)展獲得長期的增長動力。
第三，以深化改革提高勞動市場的效率。雖然不需要對工資形成的過程進行直接的行政干預，但一些制度性因素仍會對工資變化的速度、結構產生影響，需要按照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本原則，通過深化改革加以完善。比如，各地可以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尤其是促進社會保障城鄉(xiāng)一體化、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一系列政策，進一步消除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通過進一步刺激勞動力流動，可以使更多的勞動力參與到經濟活動中，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也可以更有效地配置勞動力資源，避免普通工人工資過快上漲對經濟增長產生沖擊。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農民工監(jiān)測調查報告發(fā)布：去年農民工總量2.8億 對所在城市的歸屬感提高》，中國經濟網(wǎng)，2018年4月27日。
責編/孫渴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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