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物質主義價值觀”是用以分析二戰(zhàn)后歐美國家公眾價值觀變遷的理論命題之一。其核心觀點是：經過長期經濟繁榮之后，公眾價值觀發(fā)生了由“生存價值觀”向“自我表達價值觀”的轉型。這一轉型將引發(fā)一系列社會現象，如經濟要素對個人幸福感作用的邊際效用遞減，公眾在社會各領域態(tài)度和行為的“個性嵌入”，期望多元、政府“超載”和“批判性公民”的出現，等等。在理論層面，以“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為核心的社會變遷理論通過理論建構與實證分析力圖證明文化可以作為獨立變量影響經濟發(fā)展與制度變遷，應當成為人們認知世界的重要視角。
【關鍵詞】后物質主義價值觀 生存價值觀 自我表達價值觀
【中圖分類號】B80 【文獻標識碼】A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經歷了經濟高速發(fā)展和史無前例的社會與文化轉型。在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公眾價值觀的變遷無疑是中國蓬勃發(fā)展畫卷中極為濃墨重彩的一筆。在此現實背景下，“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理論在21世紀初期走進了中國學者的理論視野，并迅速發(fā)展成為不同學科觀察、解釋和分析公眾心理、文化與行為的重要視角。全面梳理“后物質主義價值觀”所描摹的社會現象，系統總結其學術旨趣，深入挖掘其理論限度，不僅有助于從更廣闊的視域觀察價值觀變遷可能產生的現實影響，更有助于厘清“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理論邏輯。
“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理論意涵
“后物質主義價值觀”是當代政治文化研究的領軍學者，美國密歇根大學的英格爾哈特教授在其現代化與政治文化變遷理論中提出的核心命題。在英格爾哈特看來，人類社會變遷在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是內在關聯的。傳統社會的核心工程是在穩(wěn)態(tài)經濟下的生存，現代社會的核心工程是急劇的經濟增長，而后現代社會的核心工程則是最大化的主觀幸福感。與之相對應，傳統社會中的主流價值觀是傳統宗教和社區(qū)規(guī)范，現代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是成就動機，而后現代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則是以“生活質量”為核心的“后物質主義價值觀”。
在社會發(fā)展進程中，經過長期高速的經濟發(fā)展與物質繁榮，人們的價值觀呈現出從“物質主義”向“后物質主義”的轉型，即從“生存價值觀”（survival value）向“自我表達價值觀”（self-expression value）的轉型。在“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盛行的社會里，“強調經濟成就為首要目標如今正讓位于對生活質量的日益強調……服從紀律、否定自我、以成就為主導，這種工業(yè)社會的規(guī)范正讓位于更廣泛的個人選擇生活方式和個人自我表現等態(tài)度”。人們的生活重心也由原來的“強調收入最大化和工作保障轉移到工作的樂趣和意義上來”。具有“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公眾傾向于把生活質量和社會質量置于經濟效率之前，崇尚自由、寬容、積極參與，傾向于質疑與挑戰(zhàn)權威。這種價值觀的變遷推動了一種新政治文化形態(tài)的出現，進而通過個體行為選擇影響政治生態(tài)與政治進程。由“物質主義”到“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變遷并不是單純的理論推演和主觀臆測，英格爾哈特教授從代際價值觀變遷的視角出發(fā)，用20世紀70年代至21世紀初30多年的數據分析表明，成長于經濟繁榮時期的年輕群體比成長于物質匱乏時代的年長群體在價值觀的優(yōu)先選擇中更加關注自由、話語權、環(huán)境和理念等后物質主義的目標。相比之下，年長群體則更加關注收入、財富等經濟與安全類的物質主義目標。由“物質主義價值觀”向“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轉型在全球40多個經濟高速發(fā)展的國家中普遍存在。理論推演與大規(guī)模、長時段實證分析結果的一致為“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理論贏得了廣泛的學術關注。
“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因何產生又可能引發(fā)什么
“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理論緣自于英格爾哈特研究團隊對二戰(zhàn)之后歐美發(fā)達國家公眾價值觀的現實觀察、統計分析和理論提煉。其前提理論預設為“匱乏假設”和“社會化假設”。所謂“匱乏假設”主要指一個人的優(yōu)先目標是其所存在的社會經濟環(huán)境的反映，在某些東西供給相對不足的時候，人們會在主觀上給予它們更高的關注；“社會化假設”主要指由于一個人早年的社會化過程比成年之后的社會化過程對其基本人格的影響更大，因此，個人的基本價值觀反映的是人未成年階段的主流社會經濟環(huán)境，并且，這種在青少年時期形成的核心價值觀具有一定的穩(wěn)定性。依此邏輯，社會經濟環(huán)境和優(yōu)先價值觀之間并非一個可迅速調整的關系，兩者間會有一個較長的時間滯后。二戰(zhàn)之后，歐美國家普遍進入經濟繁榮的“黃金時期”，在此階段出生成長的年輕群體的生存與安全得到了更大程度的保障，這種生活體驗使得年輕群體的價值天平逐漸由生存、成就向自尊、知識和審美等方面傾斜，“后物質主義價值觀”隨之出現，并隨著代際更替而日漸凸顯。作為人們對“何為應該”“何為值得”的主觀判斷，個體的價值觀影響并決定了人們對世界的評價標準和行為取向，而社會總體價值觀的轉型則意味著社會總體文化規(guī)范和政治規(guī)范變遷的開始，這無疑是一場“靜悄悄的革命”。歐美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各領域都將在這場靜悄悄的革命中發(fā)生深刻的變革。
價值觀變遷中“生存價值觀”的式微意味著經濟要素對人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呈現邊際效用遞減的趨勢。“匱乏假設”本身內在地蘊含著邊際效用遞減的邏輯，在物質匱乏時代，人們天然的對經濟發(fā)展給予了高度關注，經濟收入與幸福感高度相關，但是在經濟發(fā)展超過一定的閾值并保持長期增長勢頭的情況下，生存安全和物質繁榮逐漸成為人們心目中的理所當然，物質對個體幸福感的預測作用也會逐漸降低。英格爾哈特通過對20世紀90年代不同國家公眾態(tài)度的跨國比較分析證明，在經濟發(fā)展水平較低的國家，經濟收入與人們的主觀幸福感高度相關。但是，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6000美元以上的國家（以1991年的美元購買力為標準），經濟收入與人們的主觀幸福感之間并無關聯?？梢?，一國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對經濟收入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系具有負向的調節(jié)作用。“相對貧困”與“相對剝奪感”逐漸代替生存危機和物質匱乏成為公眾焦慮的主要來源之一。
“自我表達價值觀”的彰顯意味著個體在社會各領域的態(tài)度和行為中日漸增強的“個性嵌入”。依據“生存價值觀”向“自我表達價值觀”變遷的邏輯，當人們不必為生存和安全憂慮，隨之而來的便是對自我主體性的日漸關注。并且，這種關注點的轉移會逐漸影響人們對社會各領域的判斷與行為選擇。個人生活層面，在“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彰顯的時代，結婚生子可能由原來人們心目中的理所當然逐漸轉變?yōu)榭蛇x擇的生活方式；工作更多地被看作自我實現的平臺；消費除了滿足需求，更是個性彰顯的手段。相應的，在社會態(tài)度與行為層面，具有“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群體對單親家庭、不婚主義、同性婚姻等非主流行為更加寬容；工作中的成就動機逐漸讓位于職業(yè)與自身個性是否“投契”的“后物質主義”動機；消費中更傾向于體現身份與文化內涵的符號性消費；在經濟增長和環(huán)境保護的矛盾選擇中逐漸傾向于環(huán)境保護優(yōu)先；對被漠視和被支配的承受程度不斷下降。這些與“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緊密相關的態(tài)度和行為在二戰(zhàn)之后歐美發(fā)達國家的青年群體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帶來公眾期望的多元化，從而引發(fā)政府“超載”與“批判性公民”的出現。價值觀是人們進行的優(yōu)先選擇與評判標準的重要依據。正因如此，“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產生與發(fā)展對于以獲取合法性為存續(xù)前提的現代政治體系而言，其影響尤為深遠。對于社會整體而言，如果說以經濟和安全為核心的“生存價值觀”是主線明晰的線性結構，那么以個性發(fā)展、個性解放與生活質量為核心的“自我表達價值觀”則是一個多元發(fā)散的網狀結構。具有“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群體對于自我個性和自我解放有著更為強烈的關注。如果我們肯定人的需求和個性是多元的，那么后物質主義者自然對其所存在的政治體系有著更為多元和更為縱深的需求，他（她）們是對政府體系要求更為苛刻的“批判型公民”。政府體系僅僅在物質層面的治理績效已經很難滿足“批判型公民”的多元期望。“‘后現代價值觀’的轉變已經在所有發(fā)達工業(yè)國家中帶來了政治議程的轉變……環(huán)境保護、種族沖突、移民問題、婦女問題、同性戀解放運動等已經取代經濟增長成為發(fā)達工業(yè)國家的重要政治議程。”多元發(fā)散的政策議題無疑增加了政府體系的工作負載。更為重要的是，后物質主義者所關注的議題大多包含眾多的價值沖突，如移民問題中內在蘊含的權利與身份的沖突等。這些沖突是現代理念下建立起來的世俗理性權威難以有效解決的。信任以期望的實現為前提，當期望未能實現，信任必然下滑。正因如此，20世紀中后期，西方發(fā)達國家公眾的政治信任水平普遍不高，這在一定意義上與“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興起與“批判型公民”的出現內在相關。
“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興起將推動公眾質疑科層體制、挑戰(zhàn)權威心理的形成，進而引發(fā)政治參與的新形態(tài)。“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在價值排序中更加注重自我表達和自我實現，這在本質上與以紀律、服從和去個性化為核心的現代科層體制格格不入。因此，在邏輯層面，質疑科層體制與挑戰(zhàn)既有權威是“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行為表現。有研究顯示，在國家層面，政府的治理績效水平與公眾的政府信任水平并不相關，甚至會出現政府治理績效提升與政治信任下滑同時出現的“反邏輯”情況，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后物質主義價值觀”質疑與解構權威的內在屬性。這種質疑與解構不僅僅針對科層體制的政府，也針對以科層體制為特征的政黨或其他社會組織。在許多歐美國家中，“老牌的政黨機器正在喪失對選民的掌控”。然而，與選舉投票率不斷走低形成鮮明對比，以挑戰(zhàn)精英為目的、以直接參與政治決策為手段、以“去中心化”為形式的社會運動卻在歐美發(fā)達工業(yè)國家蓬勃發(fā)展。“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興起可謂是上述政治參與新形態(tài)的重要心理與文化基礎。
“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引發(fā)高度的被承認訴求，進而帶來身份政治的困境。政治哲學、政治思潮、政治文化是一個由里及表的邏輯呈現。西方歐美國家“后物質主義價值觀”政治文化的勃興與二戰(zhàn)后西方世界興起的多元文化主義政治哲學具有內在的關聯。與大多冠以“后”標簽的思潮（如后現代主義等）相類似，“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內在蘊含著對現代經濟至上主義與理性啟蒙主義的反思，具有彰顯個人主體性與內在價值性的底色。這可以從“后物質主義價值觀”測量指標體系對話語權和審美的著力得到概念層面的支持，也可以從歐美國家具有“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公眾更關注“被承認”的政治和社會態(tài)度中得到佐證。因而，“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對現代社會中以經濟為主線的階級關系具有一定的消解效應。在政治場域中表現為生活政治，身份政治、尊嚴政治、差異政治的逐漸興起。然而，正如馬克思主義理論所指出的，人不能脫離其所處的社會條件而存在，人在本質上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個人所屬的民族、歷史、文化等一切共同體特征對其內在價值追求具有強大的形塑作用。以此邏輯，個體價值屬性的過度伸張在公共場域中必然表現為族群、文化之間的極大矛盾。如果加之社會公共理性的淡化，這種以“承認”“平等”“身份”為合法性標簽的多元文化主義在政治中容易陷入政治極化與公共議題碎片化的困境，這對政治體系的整合功能提出了相當大的挑戰(zhàn)。此外，如果持“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群體遭遇經濟衰退，在其“物質主義”基礎銷蝕之時，在缺乏公共理性的極端氛圍下，無政府主義和民粹主義可能會成為其政治歸途。這可能是當代西方眾多學者，包括英格爾哈特教授本人在敏銳地觀察到歐美國家“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發(fā)軔的同時極力推崇公共理性的原因所在。
“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理論旨趣
學術研究工作的主要價值在于實現理論與現實的有效對接。任何有影響的理論命題本質上都有現實描摹和理論建構兩個維度的觀照。“后物質主義價值觀”敏銳地觀察到了二戰(zhàn)之后歐美發(fā)達國家公眾的政治文化走向，并進行了驗證，彰顯了該命題的現實洞察力。此外，英格爾哈特教授以覆蓋全球近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的數據為樣本進行實證分析，力圖證明文化觀念在社會發(fā)展歷史洪流中具有一定影響，并著力揭示其具有何種影響，為何會產生影響。此乃“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理論旨趣。
英格爾哈特教授于1990年代出版的《現代化與后現代化：43個國家的文化、經濟與政治變遷》一書的開篇中就提出：“經濟、文化和政治轉型作為有著內在聯系的整體，他們相伴而來，以可預測的方式改變著世界。”其中，“相伴”一詞可謂頗具深意，體現出“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理論看待經濟、文化與社會變遷關系的核心觀點：即在社會發(fā)展進程中，經濟、文化與各領域的制度變遷處于相互影響的復雜狀態(tài)。任何社會的發(fā)展既非簡單的線性邏輯可以解釋，也不是完全隨機的狀態(tài)。
現代化理論作為解釋社會發(fā)展進程的經典范式一直是思想界分析、解釋社會變遷的重要理論抓手，也是充滿爭議的理論論爭對象。英格爾哈特在構建并驗證“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理論命題的基礎上認為，在經濟增長對文化和社會的變遷具有強大影響的同時，文化也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的變量影響經濟的增長速度和發(fā)展進程。在這里，文化并不是一個國家永久性的彌散性文化特征，而是可變的。具體的文化要素，英格爾哈特以大規(guī)模跨國數據分析證明，公眾的成就動機與國家的經濟增長高度相關，公眾的成就動機越高，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就越快；人際信任與相關的文化變量與穩(wěn)定的經濟增長相互支撐；“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則與經濟增長速度之間具有負面的關聯，經濟發(fā)展在價值觀變遷發(fā)生之后會發(fā)生拐點式的轉變。同樣的邏輯也表現在文化與制度變遷的關系中，實證研究表明，“后物質主義價值觀”與服務業(yè)部門勞動力的比例密切相關，與政策議題的類型具有內在的聯系。甚至，與經濟發(fā)展相比，文化與政治的關系更為密切，“后物質主義價值觀”正逐漸改變歐美發(fā)達國家傳統意義上的社會階層結構，進而影響政黨政治的圖景?？梢姡谏鐣l(fā)展進程中，文化不是不可變的常量，也不是被動反應的因變量，而是具有一定能動作用的自變量。至此，以“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為核心命題的社會變遷理論補充并修正了經典的現代化理論中以決定論為主線的論證邏輯。
如果文化或價值觀可以作為獨立的變量影響社會變遷，那么文化和價值觀從何而來？后現代主義思潮以解構一切的姿態(tài)認為，文化是權力精英塑造的，以“規(guī)訓”為目的神話，具有濃厚而強烈的控制功能。然而，英格爾哈特教授的統計分析表明，雖然文化傳統與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思潮對公眾的價值觀念具有影響力，但是公眾特定人生階段的親身生活體驗，以及由此產生的價值與動機仍是人們態(tài)度和行為的重要決定力量。因此，與其說是“后現代思潮”塑造了人們的“后物質主義價值觀”，不如說是特定的生活體驗催生了“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并使得“后現代思潮”能夠為人所接受。“環(huán)境本身不決定行為，行為的發(fā)生需要動機和環(huán)境并存。”在此意義上，以“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為內核的社會變遷理論在彰顯文化對社會發(fā)展意義的同時也肯定了人實踐屬性的重要價值。
“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理論產生之后便引起了廣泛的學術關注，在引起巨大理論反響的同時，對該理論的質疑與批評也不絕于耳。許多學者從實證研究方法的層面質疑“后物質主義價值觀”指標體系不夠完整科學，也有學者認為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中進行統一的問卷調查所得出數據結果信度、效度不高，理論結論的可靠性不足。從理論邏輯層面考察，作為以“匱乏假設”和“社會化假設”為前提預設的理論命題，“后物質主義價值觀”核心的理論限度在于以下兩個方面：首先，該理論命題在論證外部環(huán)境與個體價值互動中內在嵌入了理性主義的固有局限。“后物質主義價值觀”主張外部的社會環(huán)境借由個體的生命體驗轉化為理性判斷進而形塑個體的價值觀，這潛在預設了個體理性在其價值觀形成過程中的主導性地位。這一理論主線無疑使該理論的輻射范圍以人的理性為邊界，發(fā)端于情緒的社會行為和社會現象，以及來源于教育與引領的價值觀念則超出了其理論的“射程”。如，“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理論可能無法解釋勒龐提及的個體“非理性”狀態(tài)的行為。也有研究證明，“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在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等議題領域也不具有明顯的解釋力。其次，雖然英格爾哈特教授試圖用數據證明個體的核心價值觀一旦形成便趨于穩(wěn)定。但價值觀“生命周期邏輯”的存在無疑會消減“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對政治行為和社會變遷的預測功能。然而，正如有學者所言，上述質疑“不太可能成為政治文化研究再度走向蕭條的壓力，而更有可能成為政治文化研究完善自身的動力”?？傊?，以“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為核心的社會變遷理論無疑給人們提供了觀察、解釋和分析社會現象的文化視角，而這一視角理應成為人類認知世界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
（作者為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副院長、教授）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政治認同的理論與實證研究”（項目編號：2017BZZ001）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美]羅納德·英格爾哈特著、張秀琴譯：《發(fā)達工業(yè)社會的文化轉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②[美]羅納德·英格爾哈特著、葉娟麗等譯：《靜悄悄的革命：西方民眾變動中的價值與政治方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責編/銀冰瑤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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