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是與資本批判和對人的解放之路的探尋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恩格斯與馬克思共同的難能可貴之處在于——正如德國伍珀塔爾恩格斯博物館的展覽解說詞所指出的——“一個不屬于勞工階層的人卻想方設法要改變勞工階層的命運”。在對資本社會的剖析、對工人階級處境的揭示方面，兩人的意旨、方向、觀點是高度一致的，他們以互補的方式共同完成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建構。就恩格斯而言，其資本批判大致包含了以下的內容和特征。
在切身體驗中感受資本時代的“疾苦和病癥”
恩格斯出生于當時普魯士著名的工業(yè)城市巴門（現(xiàn)德國伍珀塔爾市），中學尚未畢業(yè)就到他父親在當地的公司見習，后來又去不來梅學習做生意，還在柏林作為志愿兵服役，在科隆、巴黎、布魯塞爾等地短暫停留，最重要的經歷則是在英國曼徹斯特長達20余年的經商活動和生命歷程的最后25年定居倫敦從事著述和工人運動。
在上述每一座“生活驛站”，恩格斯都盡最大的心力體察社會的實際狀況，并從中感受時代的“疾苦和病癥”。給他印象最深的是不同社會階層之間貧富懸殊的境況。在家鄉(xiāng)他一方面目睹那些工人蓬頭垢面、衣衫襤褸，一天到晚都累得直不起腰，生活極度貧窮的情境；另一方面又注意到，包括自己家人在內的資產者卻心安理得地過著舒適而富裕的生活。英國因“社會災難最尖銳、最露骨的表現(xiàn)”而成為資本時代的“典型”，在那里他“曾經用了21個月的時間，通過親身觀察和親自交往來直接了解英國的無產階級，了解他們的愿望、他們的痛苦和快樂”，進而寫成名著《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這部書從“身體、智力和道德”諸方面對英國工人階級的生存狀況作了極為詳盡的描繪：“被成打地塞在一間屋子里”；“穿的衣服是壞的、破爛的或不結實的。給他們吃的食物是劣質的、摻假的和難消化的”；為了生存不得不“局限在瑣碎的純機械性的操作上，一分鐘又一分鐘地重復著，年年如此”，“所以他們老得快，死得早”。這樣的生存境況又導致了精神和道德世界的墮落：要么“都或多或少地患著憂郁癥，總是愁眉苦臉，郁郁寡歡”；要么是酗酒、縱欲、粗暴、搶劫和蔑視社會秩序，“最明顯、最極端的表現(xiàn)就是犯罪”。
“資本”超越封建時代的專制統(tǒng)治方式而成為“塑造”世界最重要的力量，這本來意味著人類文明的進步。然而，它卻使占人類群體大多數的人“處境悲慘”，“使文明社會越來越分裂”。恩格斯親身感受到了這一切，并通過著述為資本社會寫下了“罪孽錄”。
必須指出的是，恩格斯的這種觀察和理解與他本人的身份和職業(yè)是矛盾的。“作為棉花大王，他代表著企業(yè)的利益；而作為社會主義者，他竭力為工人爭取權利，這是一種雙重身份”。他在一封信中將其稱為“一個股票經紀人同時也可以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現(xiàn)象，但在立場上，他卻毫不猶豫地站在勞工大眾一邊。這種選擇真的難能可貴。
通過經商活動理解資本主義制度形成的歷史過程和現(xiàn)實機制
很顯然，“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的“廣大的雇傭工人”的生存狀況與作為“全部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所有者”的“一小撮路特希爾德們和萬德比爾特們”之間具有內在的因果關聯(lián)。在古老的漢薩同盟城市不來梅學習出口貿易和外匯交易等商業(yè)知識，特別是在充滿“榮耀和陰暗”的矛盾、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棉紡織基地曼徹斯特經商的實際經歷，讓恩格斯思考了“一個根本問題，當工業(yè)化的結構源自一種冷酷無情的資本主義形態(tài)時，會發(fā)生什么？然后，整個社會中又會發(fā)生什么？”而這只能到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形成和現(xiàn)實運作中去尋找答案。
首先，生產工具的改進促成了工廠制度的建立。從紡織業(yè)領域的變遷來看，1764年發(fā)明的珍妮紡紗機，比舊式紡紗機的紡紗能力提高了8倍，大大減少了工人的數量，也降低了紗的價格。1767年，翼錠紡紗機成為18世紀最重要的機械發(fā)明。1785年，走錠紡紗機以及梳棉機和粗紡機的問世，確立了工廠制度在棉紡業(yè)中的統(tǒng)治地位。而同年，當瓦特在1784年發(fā)明的蒸汽機被廣泛用來發(fā)動紡紗機的時候，更是引起了紡織工業(yè)的巨大變革。由于這些發(fā)明，機器勞動戰(zhàn)勝了手工勞動，帶來了工業(yè)生產的迅速發(fā)展。
其次，工廠制度的廣泛施行形成了不同階層的分化。工業(yè)革命把手工工具變成了機器，把作坊變成了工廠，從而把中間階級中的勞動者變成了工業(yè)無產者，把以前的大商人變成了工廠主；它排擠了小的中間階級，并把居民的一切差別化為工人和資本家的對立。這樣導致的后果是：“大資本家和沒有任何希望上升到更高的階級地位的工人代替了以前的師傅和幫工；手工業(yè)變成了工廠生產，嚴格實行了分工，小的師傅由于沒有可能和大企業(yè)競爭，被擠到了無產者階級中去”“現(xiàn)在，誰要是生為工人，那他除了一輩子當無產者，就再沒有別的前途了”。
最后，不同階層的境況造就了其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和社會使命。機器大生產把許多工人聚集在一個廠房里共同勞動，并使他們擁擠在城市里，這種條件迅速地推動了工人階級意識的發(fā)展。“工廠制度滲入某個勞動部門越深，這個部門的工人參加運動的也就越多；工人和資本家的對立越尖銳，工人中的無產階級意識也就越發(fā)展”。工人們開始感到自己是一個整體，是一個階級，意識到自己分散時軟弱，但聯(lián)合在一起就是一種力量。“他們構成了同一切有產階級相對立的、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則、有自己的世界觀的獨立的階級，在他們身上蘊蓄著民族的力量和推進民族發(fā)展的才能。”
以上的梳理，無疑使恩格斯對資本時代“疾苦和病癥”的感性體認上升到了理性解剖和深入透視的層面。
借助《資本論》手稿的整理完成對資本邏輯和結構的全面揭示
《資本論》是馬克思畢生最重要的著述，第1卷出版于1867年。但可惜的是，至1883年去世，他并沒有完成第二、三卷的定稿工作進而將其正式出版。這也就意味著馬克思對資本邏輯和結構的揭示并未完整地呈現(xiàn)出來，而這一工作是由恩格斯來完成的。需要強調的是，《資本論》第二、三卷分別于1885、1894年正式出版時，雖然仍單獨署著馬克思的名字，但就實際情形看，恩格斯并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手稿筆跡辨認者和成型章節(jié)的編排者，即解決的“只是技術性的”問題；更公允和客觀的說法應該是，他也是這兩卷所關涉的思想內容和理論體系的闡釋者，或者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建構者。
這一方面是基于馬克思手稿的具體狀況以及恩格斯所做的“整理”工作的難度。第二卷“留下的文稿很多，多半帶有片斷性質”，即使是其中很少的經過校訂的文稿，大部分也變得陳舊了，有些同樣重要的部分則只是作了一些提示。用作例解的事實材料搜集了，可是幾乎沒有分類，更談不上加工整理了。而第三卷“只有一個初稿，而且極不完全”。盡管每一篇的開端細心地撰寫過，但是越往下，文稿就越是帶有草稿性質，越不完全。而那些在研究過程中冒出來的問題，其最終位置尚待以后安排。面對這樣的情形，“要完成《資本論》的付印工作，使這本書既成為一部連貫的、盡可能完整的著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最終由恩格斯完成了！這讓人再次想起在第一卷最后一個印張校對完畢后，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所說的話：“沒有你為我做的犧牲，我是絕不可能完成這三卷書的巨大工作的。我滿懷感激的心情擁抱你！”
另一更為重要的方面是《資本論》第二、三卷所涉及的內容的重要性。第二卷主要研究的是資本的流通過程和剩余價值的實現(xiàn)。在資本的整個運動過程中，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是統(tǒng)一的，生產過程必須由流通過程來補充。因此，第二卷是第一卷理論邏輯的繼續(xù)，用恩格斯的話來說，也是第三卷的內容的引言。它所研究的資本的形態(tài)變化及其循環(huán)、資本周轉以及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使人們對資本的理解由抽象上升到具體、由宏觀進入到微觀、由總體深化到細節(jié)。第三卷主要揭示和闡明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的各種具體形式及其相關連帶問題，諸如：資本的一般形式向產業(yè)資本、商業(yè)資本和借貸資本的轉化，剩余價值到利潤、剩余價值率到利潤率、價值到生產價格的變遷，以及商業(yè)資本的由來及其特征和貨幣資本到生息資本的轉化等。恩格斯自述說：“面對本世紀的種種明晰的思想，我夜不能寐。”他把第二、三卷的出版比喻為“雷鳴閃電”，至此，“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成果完整地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而這一切離開恩格斯的努力付出是不可想象的。
（作者：聶錦芳，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