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通道轉兵到遵義會議
求是雜志社調研組
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百年航程，風起浪涌、砥柱中流、蕩氣回腸。在一次次生死存亡考驗面前，在一個個歷史抉擇關頭，我們黨總能順應大勢、把握規(guī)律，化險為夷、轉危為安，贏得歷史主動。
遵義會議，是我們黨百年歷史長河中生死攸關的偉大轉折。這次會議開始確立毛澤東同志在全黨和全軍的核心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領導集體，“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chǎn)黨百年歷史上具有重大里程碑意義，永遠地載入史冊、銘刻在人民心間。
今天，站在建黨百年的歷史節(jié)點上，回望那段驚心動魄的歷程，更加深刻感悟到中國革命偉大轉折的艱辛與壯烈，更加深刻領會到堅強有力的黨的領袖和黨的領導核心對黨和人民事業(yè)的非凡意義。“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但“造就一批有經(jīng)驗、有極高威望的黨的領袖是一件長期的艱難的事情”，領袖是在偉大斗爭的實踐中逐步形成的。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地位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國革命歷史進程的必然，是從成功經(jīng)驗和血的慘痛教訓中得來的，經(jīng)歷了一個極其艱難而曲折的過程。從遵義會議前后的一系列會議及重大抉擇過程，可以清晰看到歷史長河偉大轉折的九曲十八彎。
在全黨上下深入開展黨史學習教育之際，求是雜志社調研組一行，沿著當年中央紅軍長征的足跡長途跋涉，深入回溯湖南通道轉兵，貴州、云南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扎西會議、茍壩會議的歷史脈絡，意在啟示人們深入探尋偉大轉折與確立毛澤東同志領導地位的歷史關聯(lián)，深刻領悟新時代“兩個維護”的重大意義，在重溫歷史中更加堅定“兩個維護”的政治自覺和歷史自覺。
前 夜
奔騰的湘江水，訴說著紅軍搶渡突圍那段悲壯的歷史。
1934年11月下旬，從中央蘇區(qū)出發(fā)的紅色大軍，連破敵人三道封鎖線到達湘江邊。面對敵軍憑借湘江天險設下的第四道封鎖線，紅軍廣大指戰(zhàn)員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同敵人展開殊死搏斗，無數(shù)紅軍烈士的鮮血染紅了滔滔湘江水。“從此不食湘江魚”，是當?shù)厝嗣裥闹袑奚t軍最痛徹的懷念。經(jīng)過這場長征以來最慘烈的戰(zhàn)斗，中央紅軍雖然絕地逢生，暫時跳出了敵人的包圍圈，但也付出了巨大代價，由長征出發(fā)時的8.6萬余人，銳減到3萬余人。
“強渡湘江血如注，三軍今日奔何處？”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長征初征的嚴重受挫，使廣大紅軍將士對“左”傾領導者越來越不滿，認為仗再也不能這樣打下去了。“讓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紅軍”的呼聲，日益高漲。
湘江戰(zhàn)役后，從過老山界起，中央政治局一路開會，討論紅軍的戰(zhàn)略方向等問題。按照最初的戰(zhàn)略設想，是北出湘西等地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然而，“當時，為防止中央紅軍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數(shù)十萬國民黨軍隊早已搶先在湖南通道以北進入陣地，一個更加兇險的危局眼看就要來臨”，通道轉兵紀念館館長鄭湘介紹道。
面對這樣的險境，12月12日，中央負責人在通道境內召開了緊急會議。在會上，“左”傾領導者仍然堅持要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毛澤東同志從實際出發(fā)，提出紅軍必須西進貴州，到敵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他形象地說，我們何不來個避實就虛，甩掉眼前的強敵，到貴州。為什么一定要去鉆口袋？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嘛！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多數(shù)同志贊成和支持毛澤東同志的主張。當晚7時半，中革軍委向各軍團、縱隊首長發(fā)出西入貴州的“萬萬火急”電令，規(guī)定：“我軍明十三號繼續(xù)西進”，“第一師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則應相機進占黎平”。
12月13日，中央紅軍在通道境內分兩路轉兵西進。這次在危急關口緊急調整進軍方向，使紅軍避開敵人重兵包圍圈的重大軍事轉移，史稱“通道轉兵”。“正是在這危急關頭，毛主席挽救了紅軍……當時，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主張改變方針，所剩三萬多紅軍的前途只有毀滅。”劉伯承同志在《回顧長征》一文中這樣寫道。
然而，“通道轉兵”仍然是“權宜之計”，紅軍前進的戰(zhàn)略方針問題仍未從根本上得以解決。
此時的紅軍，雖然部分采納了毛澤東同志的主張，對行軍路線做了戰(zhàn)術調整，暫時甩開了國民黨軍的圍堵，但中央領導層并沒有統(tǒng)一思想認識，一些人依然堅持原定的錯誤的戰(zhàn)略方針。
紅軍從通道進到貴州黎平，由此何去何從，爭論更加激烈。在這樣的形勢下，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一些中央負責同志，要求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央紅軍的戰(zhàn)略方針問題。12月18日，在黎平縣城翹街上的一個商鋪里，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史稱“黎平會議”。
會上，毛澤東同志堅決主張中央紅軍放棄到湘西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原定戰(zhàn)略計劃，力主改向黔北進軍，在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qū)創(chuàng)建新的根據(jù)地。他具體分析了敵我情況的變化，強調指出：中央紅軍應向遵義地區(qū)挺進，如有可能，還可以入川，會合紅四方面軍，在川陜協(xié)同作戰(zhàn)。
會議從白天激辯到深夜。最終，與會多數(shù)同志接受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戰(zhàn)略主張，通過了主要根據(jù)他的發(fā)言寫成的《中央政治局關于戰(zhàn)略方針之決定》。
決定指出：“鑒于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chuàng)立新的蘇維埃根據(jù)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jīng)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jù)地區(qū)應該是川黔邊區(qū)地區(qū)，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qū)，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qū)，但政治局認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區(qū)對我們是不利的。我們必須用全力爭取實現(xiàn)自己的戰(zhàn)略決定，阻止敵驅迫我至前述地區(qū)之西南或更西”；“在向遵義方向前進時，野戰(zhàn)軍之動作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爭避免大的戰(zhàn)斗，但在前進路線上與上述諸敵部隊遭遇時則應打擊之，以保證我向指定地區(qū)前進”。
黎平會議紀念館館長張中俞感慨地說：“從會議的決定看，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長征以來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確下來，意義極為重大。”
黎平會議采納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確定了向貴州轉兵的戰(zhàn)略決策，在關鍵時刻起到了統(tǒng)一思想、凝聚軍心、團結隊伍的重要作用，使紅軍開始擺脫被動局面，贏得了主動，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戰(zhàn)略意見開始受到高度重視。會后，中央紅軍揮戈西進，連克鎮(zhèn)遠、黃平等重鎮(zhèn)，直抵烏江南岸。
12月31日，中央負責人所在的軍委縱隊到達甕安猴場，準備強渡烏江，實現(xiàn)黎平會議挺進黔北的正確戰(zhàn)略方針。然而，此時的“左”傾領導人依然固執(zhí)己見，并不真正贊成黎平會議決定，試圖再度回兵東進與紅二、六軍團在湘西會合。
在軍情緊急的情勢下，為進一步消除分歧、統(tǒng)一思想，明確紅軍的戰(zhàn)略方向和行動方針，在中央政治局多數(shù)同志要求下，當天下午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史稱“猴場會議”。
這次會議從當天下午一直開到次日凌晨，成為黨史上唯一一次“跨年”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主題仍然是紅軍的戰(zhàn)略方針。經(jīng)過激烈爭論，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重申黎平會議決定，再次肯定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戰(zhàn)略主張，決定立刻強渡烏江，占領遵義。
會議指出，紅軍渡過烏江后“建立川黔邊新蘇區(qū)根據(jù)地。首先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qū)，然后向川南發(fā)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會議特別強調了軍事指揮權問題，規(guī)定“關于作戰(zhàn)方針，以及作戰(zhàn)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這就從實際上剝奪了德國人李德的軍事指揮權，使黨對軍隊的指揮正?；?/p>
從通道轉兵，到黎平會議，再到“跨年”的猴場會議，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戰(zhàn)略意見日益得到中央大部分領導人的支持，為召開遵義會議、實現(xiàn)偉大轉折，奠定了基礎。
轉 折
紅軍突破烏江后，1月7日凌晨占領遵義，一時間迅速甩開了敵軍幾十萬追兵，獲得了進行短暫休整的機會。這為中央召開會議，總結歷史經(jīng)驗、糾正錯誤領導，提供了必要條件。
在此前后，長征行軍途中，毛澤東同志從革命大局出發(fā)，對王稼祥、張聞天及一些紅軍干部反復進行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向他們分析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開始以來中央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幫助一些同志明辨是非，轉變立場，得到他們的支持。
著名的“橘林談話”，就發(fā)生在這一時期。根據(jù)耿飚同志的回憶，1934年12月下旬，張聞天隨軍行進至黃平時，對王稼祥說要更換中央軍事領導。他說：“這個仗看起來這樣打下去不行”，“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張聞天說出這個想法后，王稼祥當天晚上就首先將他的話打電話告訴彭德懷，然后又告訴毛澤東。消息在幾位將領中一傳，大家都贊成要開個會，讓毛澤東同志出來指揮。
關鍵時刻，周恩來、朱德等同志也紛紛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到這時，中央大部分領導人對于軍事指揮的錯誤問題，認識上基本取得一致。
經(jīng)過血與火的洗禮，遵義會議，在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頭召開了。
遵義會議紀念館讓人肅然起敬。穿過寬闊的回廊和精致的轉角樓梯，登上二樓，一間屋內，十多把椅子緊湊擺放在一張長木桌周圍。就在這間僅有27平方米、用油燈照明的小屋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連開三天，作出了使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偉大抉擇。
遵義會議紀念館館長陳松的介紹，把調研組一行的思緒帶回到了那個偉大時刻——
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云、博古，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鄧發(fā)、凱豐，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李德及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
因為戰(zhàn)事等原因，一部分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無法到會。11名政治局委員中參會者6人，超過半數(shù)；5名政治局候補委員中有4人出席，是絕大多數(shù)。
會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jīng)驗教訓，全面批判了“左”傾教條主義軍事錯誤。博古主持會議，作了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對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作了一些檢討，但主要還是強調種種客觀原因。周恩來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的錯誤，并主動承擔責任。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張聞天作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毛澤東在會上作長篇發(fā)言，指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大轉移嚴重損失的原因，主要是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表現(xiàn)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御時的保守主義、突圍時的逃跑主義。同時，他還比較系統(tǒng)地闡述了適合中國革命戰(zhàn)爭特點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和今后軍事行動的方向等問題。毛澤東同志的發(fā)言，受到與會絕大多數(shù)同志的熱烈擁護。
經(jīng)過三天激烈討論，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會議作出一系列重大決定。陳云同志傳達遵義會議精神的手稿是這樣記載的：
“（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fā)到支部中去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shù)姆止?。（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正是由于成功解決了這些重大問題，特別是最迫切的軍事路線問題，毛澤東同志成為事實上的指揮者，從而使遵義會議成為我們黨歷史上具有偉大意義的轉折點。
核 心
遵義會議紀念館，講解員動情地講述了這樣一個歷史瞬間：遵義會議精神傳達到各軍團、師、連隊時，天空正下著蒙蒙細雨，各級指揮員、戰(zhàn)士們都激動得難以自抑，淚水與雨水交融迸流……
“毛澤東同志又回到中央來了，我們紅軍有希望了，我們黨有希望了，中國革命有希望了……”劉少奇同志在傳達遵義會議精神時這樣說。
1972年，周恩來同志在一次報告中談到遵義會議，說：“由于毛主席撥轉了航向，使中國革命在驚濤駭浪中得以轉危為安，轉敗為勝。這是中國革命歷史中的偉大轉折點。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在黨中央取得了領導地位，真正取得了領導地位。遵義會議一傳達，就得到全黨全軍的歡呼”。
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深刻指出：“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
這一重大轉變來之不易，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結果，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長期革命斗爭實踐中不斷艱辛探索的結果。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了基礎，后來的扎西會議、茍壩會議等為遵義會議的貫徹提供了保證。從此，紅軍猶如驚濤駭浪中的航船，漸漸地撥正了破浪前進的航向。
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的重大決策中開始居于主導地位，他高超的預見力洞察力、非凡的軍事指揮才能，對黨和紅軍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取得長征勝利發(fā)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鄧小平同志見證了毛澤東同志在遵義會議后發(fā)揮核心作用的一幕幕。他后來回憶說：“那個時候行軍，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張聞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來，要等各個部隊的電報，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據(jù)這些電報確定紅軍的行動。在重要問題上，大多是毛澤東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盡管名義上他沒有當總書記或軍委主席，實際上他對軍隊的指揮以及重大問題上的決策，都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
——毛澤東同志領導地位的確立，標志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在全黨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
遵義會議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全黨開始逐步確立，中國共產(chǎn)黨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fā)，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進程。
同樣一支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處處被動挨打，遭受重大損失；但在遵義會議后猶如新生，變得生龍活虎，不斷從勝利走向更大勝利。發(fā)生這種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便在于我們黨從實際出發(fā)，采取被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戰(zhàn)略策略，靠自己的力量闖出了一條革命新路。
——毛澤東同志領導地位的確立，標志著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始形成。
鄧小平同志曾說過：“在歷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fā)、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
我們黨百年崢嶸歲月深刻昭示，形成一個成熟的、在黨內外有高度威望的領導集體，對于確保革命、建設、改革事業(yè)的順利發(fā)展，具有決定性作用。遵義會議以后，中國共產(chǎn)黨開始逐步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卓有成效地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毛澤東同志領導地位的確立，標志著我們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由此開啟。
遵義會議的重大成果，是在中國共產(chǎn)黨與共產(chǎn)國際失去聯(lián)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取得的，獨立自主的意志從此一步步鐫刻在中國共產(chǎn)黨人心中。1963年9月，毛澤東同志在一次會見外賓時指出，“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這次會議批判了教條主義。”“從那以后，我們就懂得要自己想問題”。
以遵義會議為轉折點，中國共產(chǎn)黨開始更加自主地認識中國革命的規(guī)律，把握中國革命的主動權和領導權，這標志著黨在經(jīng)歷了曲折的道路后，在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
正如遵義會議決議指出的，黨“從錯誤中教育了自己，學習了如何更好地領導革命戰(zhàn)爭到徹底的勝利”；黨“號召全黨同志像一個人一樣團結在中央的周圍，為黨中央的總路線奮斗到底，勝利必然是我們的”！
鞏 固
“從土城戰(zhàn)斗渡了赤水河。我們趕快轉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貴州、云南交界地方，有個莊子名字很特別，叫‘雞鳴三省’，雞一叫三省都聽到……”
周恩來同志的回憶，把我們帶到了86年前的那個冬天。
此時，北渡長江計劃受阻，紅軍如何突破敵人的圍追堵截？顯然，中央領導“負總責”的擔子再由原來的人繼續(xù)擔任，是難以勝任了。在行軍途中，張聞天提出了變換中央領導的問題。
由此，我們黨連續(xù)召開一系列會議，統(tǒng)稱“扎西會議”。會議明確由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的責任”，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多年后，周恩來同志這樣回憶道：“洛甫那個時候提出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我記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說，洛甫現(xiàn)在要變換領導。我們當時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說服了大家，當時就讓洛甫做了。”張聞天“負總的責任”，有利于毛澤東同志更好行使軍事指揮，意義重大。
扎西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第一次系統(tǒng)地總結并肯定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的軍事路線和戰(zhàn)略戰(zhàn)術原則，批判了“左”傾領導人在軍事問題上的一系列錯誤主張，并及時向全軍傳達、貫徹。會議還研究了中央蘇區(qū)、閩浙贛蘇區(qū)的戰(zhàn)略方針，決定暫緩執(zhí)行北渡長江計劃，以及部隊整編等重大問題。
扎西會議作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對實事求是貫徹落實遵義會議精神，實現(xiàn)黨和紅軍的戰(zhàn)略轉變起到了重要作用。會后，中央紅軍在毛澤東同志指揮下，展開了機動靈活的運動戰(zhàn)，二渡赤水，于2月24日占領貴州桐梓，26日攻克險要婁山關，28日再占遵義城，勢如破竹，所向披靡，先后擊潰和殲滅國民黨軍隊兩個師又八個團，俘敵約3000人，取得長征以來最大一次勝利，沉重打擊了敵軍氣焰，極大鼓舞了紅軍斗志，毛澤東同志的雄才大略得到實戰(zhàn)的進一步檢驗。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毛澤東同志登上婁山關，極目四望，豪情滿懷，即興填詞《憶秦娥·婁山關》，熱情地歌頌紅軍指戰(zhàn)員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英雄氣概，表達了對中國革命前途的必勝信心和決心。
在貴州省遵義市楓香鎮(zhèn)茍壩村，有一個“紅軍馬燈館”，存放著一盞復制的馬燈。當年茍壩會議召開期間，一盞小小馬燈，陪伴著毛澤東同志，照亮了紅軍勝利前行的航程。
1935年3月10日夜，毛澤東同志手提馬燈在一條崎嶇狹窄的小道上行進，連夜去找周恩來同志再商紅軍將要進行的一場戰(zhàn)役的作戰(zhàn)計劃。一場戰(zhàn)役看起來不是重大決策，但當時當事，這場戰(zhàn)役與中國革命命運緊緊相連，因而事關重大。歷史的“關節(jié)點”常常出現(xiàn)在不經(jīng)意間，茍壩的這條“小道”連著的正是中國革命的“正道”。今天，人們將毛澤東同志走過的這條小道，親切地稱為“毛澤東小道”。
當晚的幾個小時前，中央負責人圍繞是否攻打國民黨軍薛岳部固守打鼓新場（今貴州金沙縣城）的一個師，在茍壩會議上展開激烈爭論。會上，毛澤東同志堅決反對進行這場戰(zhàn)役，他據(jù)理力爭，但遭到與會者集體反對，力爭無效。會議仍然堅持了攻打打鼓新場的原定計劃。
會議散了，但毛澤東夜不能寐。
從當時形勢看，打鼓新場四周強敵環(huán)伺。如果冒險開戰(zhàn)，紅軍將處于四面受敵之境，后果不堪設想。
紅軍的命運，中國革命的歷史，在這個深夜又一次來到一個緊要關頭。
1959年4月5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的最后一天，清晰回憶了茍壩會議召開時的情景：“……一個人有時勝過多數(shù)人，因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數(shù)人手里；……比如茍壩會議，我先還有三票，后頭只有一票。我反對打打鼓新場，要到四川繞一個圈，全場都反對我。那個時候我不動搖，我說，要么就聽我的，我要求你們聽我的，接受我的這個建議。如果你們不聽，我服從，沒有辦法。散會之后，我同恩來講，我說，不行，危險，他就動搖了，睡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又開會，聽了我的了。”
在這期間，紅軍截獲了敵軍電報，新的敵情證實了毛澤東同志高人一籌的戰(zhàn)略思維和準確預判：敵軍正在迅速向打鼓新場集結，意圖圍殲紅軍。紅軍差一點落入敵人的陷阱。
最終，中央撤銷了進攻打鼓新場的計劃。中革軍委隨后發(fā)出《關于我軍不進攻打鼓新場的指令》，避免了一次正要發(fā)生的重大危險。
從這件事中，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也得到一條教訓：作戰(zhàn)不能再像過去那么多人來集體討論，在極端緊急的作戰(zhàn)中，遇事都要爭論，就會貽誤戰(zhàn)機，讓紅軍難以果斷靈活地行動。
根據(jù)毛澤東同志提議，中央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組成的軍事指揮小組，也稱新“三人團”，全權指揮作戰(zhàn)。
在當時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這是全黨全軍最重要的領導機構。遵義會議提出的“改組黨中央領導、特別是軍事領導”的任務，由此得以進一步落實。茍壩會議后，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地位得到進一步認可和鞏固，此前支持他的人對他更加信服，一些曾經(jīng)反對他的人也開始轉變看法。
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威望得到空前提高。
勝 利
“群龍得首自騰翔，路線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糾正，天空無限任飛揚。”朱德同志的這首詩，反映的是全黨全軍絕大多數(shù)同志的認識?？钙瘘h和紅軍重托的毛澤東同志不負眾望，將杰出的軍事指揮才能發(fā)揮得淋漓盡致。
面對敵軍布下的天羅地網(wǎng)，毛澤東同志將計就計，讓紅軍佯裝在遵義徘徊，引敵深入。敵軍蜂擁而至時，紅軍在遵義茅臺鎮(zhèn)及附近地區(qū)三渡赤水，白天“大張旗鼓”渡河，將敵人向西引入川南。敵軍果然再次將兵力部署于川南。此時，我軍以一個團偽裝成主力部隊繼續(xù)西進誘敵，但真正的主力部隊卻隱蔽在赤水河畔，于3月21日、22日順利從二郎灘、太平渡等渡口四渡赤水。
此后中央紅軍一路勇進，順利渡過烏江，兵臨貴陽，調出滇軍，繼而挺進云南，威逼昆明，最終巧渡金沙江，成功甩開了敵人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大踏步揮師向四川挺進。
紅軍取得了戰(zhàn)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四渡赤水，是中央紅軍長征中最驚心動魄、最出神入化的軍事行動，是以少勝多、變被動為主動的光輝典范，是毛澤東同志軍事指揮生涯中的“得意之筆”。
2015年6月16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參觀遵義會議陳列館，看了“四渡赤水”多媒體演示片，稱贊“毛主席用兵如神！真是運動戰(zhàn)的典范”。
“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劉伯承同志回憶道：“遵義會議以后，我軍一反以前的情況，好像忽然獲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敵人之間，以為我向東卻又向西，以為我渡江北上卻又遠途回擊，處處主動，生龍活虎，左右敵人。我軍一動，敵又須重擺陣勢，因而我軍得以從容休息，發(fā)動群眾，擴大紅軍。待敵部署就緒，我們卻又打到別處去了。弄得敵人撲朔迷離，處處挨打，疲于奔命。這些情況和‘左’傾路線統(tǒng)治時期相對照，全軍指戰(zhàn)員更深刻地認識到：毛主席的正確的路線，和高度發(fā)展了的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藝術，是使我軍立于不敗之地的唯一保證。”
遵義會議，對于中國共產(chǎn)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來說，都是一個生死攸關的歷史轉折點。它在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地位，偉大的中國共產(chǎn)黨從此開始擁有了為全黨所公認的、在偉大斗爭實踐中眾望所歸的領袖。“中國共產(chǎn)黨有了自己的領袖，這就十倍百倍加強了黨的團結，這就標志了黨已經(jīng)成熟，標志了它是將要勝利的黨。人民有了自己的領袖，知道只要跟著他一路前進就一定會勝利，就會達到百余年來無數(shù)先烈拋頭流血以求實現(xiàn)的目標，這就十倍百倍增強了人民的解放意志與勝利信心，十倍百倍增強了人民的力量。”
事實正是如此。遵義會議后，英雄的紅軍如猛虎歸林，如蛟龍入江，跨過萬水千山，取得了長征的偉大勝利，開啟了我們黨為實現(xiàn)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斗爭的新的偉大進軍。自那時以來，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斷推進革命、建設、改革偉大事業(yè)，進行了一次又一次波瀾壯闊的偉大長征，奪取了一個又一個舉世矚目的偉大勝利，向著民族復興的宏偉目標不斷奮勇前進。
追隨通道轉兵的光輝足跡一路跋涉，調研組一行深刻感受到：
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科學理論至關重要。
遵義會議后，中國革命之所以轉危為安、煥然一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黨逐步形成了堅強的領導核心、成熟的領導集體，確立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全黨的指導地位。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接過歷史的接力棒，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接續(xù)奮斗，推動黨和國家事業(yè)發(fā)生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的新發(fā)展階段。在開展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習近平總書記贏得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衷心擁戴，成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這是眾望所歸、人心所向，充分體現(xiàn)了全黨的共同意志，體現(xiàn)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在新時代的長征路上，有習近平總書記作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科學指引，這是黨之大幸、國之大幸、人民之大幸、民族之大幸。前進征程上，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進一步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就一定能夠戰(zhàn)勝一切艱難險阻，奪取一個又一個新的偉大勝利。
這，就是從通道轉兵到遵義會議最深刻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