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fā)引發(fā)全球公共衛(wèi)生危機，全球合作文化受到沖擊，全球治理觀念發(fā)生斷裂，全球多邊合作機制受到沖擊。誰來進行治理、怎樣進行全球治理，中西方學者依據不同的理論給出不同的全球治理進路。從理論和實踐來看，走向全球治理不僅要統(tǒng)籌兼顧全球治理與國家治理，還需要重視地區(qū)治理階梯，三個層次的治理要統(tǒng)籌設計、缺一不可。
關鍵詞:全球治理 治理進路 地區(qū)治理階梯 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全球治理“大僵局”
21世紀以來，世界政治經濟文化格局發(fā)生了空前巨變，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衛(wèi)生組織等面臨改革困境，全球多邊秩序陷入混亂和失序狀態(tài)，全球合作文化受到沖擊，全球治理觀念發(fā)生斷裂。
總體來看，當前在需要解決的全球問題與全球多邊機構解決問題的能力之間，出現了越來越大的鴻溝，全球合作幾近崩潰，二戰(zhàn)后初步形成的全球治理機制漸趨失效，甚至成為推動全球合作的障礙，從而出現全球治理的“大僵局”。“大僵局”之說出自于英國杜倫大學教授、全球化研究專家戴維·赫爾德，他認為多邊跨國合作日趨失效，出現了核擴散、輕小武器激增、恐怖主義、失敗國家、全球經濟失衡、金融市場波動、世界貧富不均、生物多樣性喪失、水資源匱乏、氣候變化等一系列現象，這樣的“大僵局”不是某個領域的特有現象，已經成為全球治理的普遍癥結。
“大僵局”之說并非聳人聽聞，人們普遍認識到全球治理的原有規(guī)則體系不能適應新的全球性挑戰(zhàn)，而全球性問題不斷產生和積累，最終導致世界秩序失調、全球治理失靈。冷戰(zhàn)結束后，全球化加速發(fā)展，人們對全球化和全球問題越來越關注，對全球治理的未來普遍持樂觀態(tài)度。但2001年“9·11”恐怖襲擊和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等事件，對這種樂觀情緒造成巨大打擊。新冠肺炎疫情暴發(fā)后，原本已深陷困境的全球化出現停滯，全球治理不進反退。當前全球治理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呼吁全球團結抗疫、合作應對全球化挑戰(zhàn)，依然是世界多數國家的期盼，探尋走向全球治理的進路，已成當務之急。
全球治理進路
新世紀之交，全球化和全球性問題的認識分歧主要體現在需求側，爭論的問題在于世界是否需要全球治理。如今，各國在觀念上的斷裂主要發(fā)生在供給側，即誰來進行治理、怎樣進行全球治理。世界各國爭論不休的新問題包括：全球治理的推進主體是誰？根據什么原則、使用什么方式推進全球治理？走向一個什么樣的全球治理未來？導致這些新問題產生的根源，主要在于全球治理的需求與供給之間出現了巨大鴻溝。解決這些新問題的核心和關鍵，在于找到真正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模式。
西方學者觀點
西方學者重視理性國家觀念，倡導從改造國家理性入手，重塑全球治理。西方學者認為，造成當前全球治理困境的一大原因是，國家數量的增加，特別是大國數量越來越多，多極化加深，而核心利益訴求各不相同，相互協(xié)調與合作的成本增加，大國為全球提供公共產品的意愿顯著下降，從而導致僵局。因此，他們主張從轉變大國利益訴求入手，最重要的是要尊重大國的核心利益關切，只有在全球問題關系到大國切身利害，大國有強烈意愿解決并且沒有其他大國反對的情況下，才可能出現全球合作。這與西方霸權穩(wěn)定論的邏輯密切關聯，仍然著眼于破解“金德爾伯格陷阱”，即主要大國無意承擔全球公共產品提供之責，導致世界陷入領導權落空、危機四伏的狀態(tài)。
西方學者認為，全球治理“大僵局”的導因還包括全球問題日益復雜尖銳，而現有國際制度設計卻存在制度慣性，國際機制多元化、碎片化，決策分散，全球合作失去效率和效力。對此，西方學者提出的改進建議有：增強現有多邊國際機構的自主性和適應性；多元化和多樣性的組織機構應當攜手同行，分享相同目標，遵守共同規(guī)范；動員各國國內力量，促使國內力量走向全球合作；民間社會協(xié)助政府厲行改革，寄望于富有規(guī)范創(chuàng)制精神的領導者。這些政策建議建立在國家理性和規(guī)則理性基礎之上，主張維護和加強既有西方主導的制度體系和規(guī)則規(guī)范，倡導自下而上的改革，重視國內政治和民間社會的能動性與個體創(chuàng)制規(guī)范的領導力效應，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帶有明顯的“西方中心主義”和“國家中心主義”色彩，局限性更大。
我國學者觀點
相比之下，我國學者更重視全球整體利益，倡導從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著手，反對“西方中心主義”和“國家中心主義”，主張綜合西方的規(guī)則理性和東方的關系理性，創(chuàng)建更加多元而和諧的全球秩序。具體來看，我國學者在全球治理進路上主要有以下兩類主張。
一類主張破除“西方中心主義”，實行多元普遍主義或深度多元主義，以充分包容的心態(tài)看待這個世界，最終推動形成一個體現這種理念的新的“復合”世界秩序或“多元”世界秩序。這條進路倡導突破傳統(tǒng)國際關系理念，呼吁改變全球治理的規(guī)則和路徑，提出融合各種文明的治理思想，重建世界秩序的理念原則，以多元主義的世界觀，以伙伴關系的思維方式，以參與治理過程的實踐活動，建構起能夠有效應對全球挑戰(zhàn)的命運共同體。這條進路主張與黨和國家在新時代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高度一致。和西方學者的主張相比，這類主張不滿足于改良現有的制度規(guī)則體系，要求創(chuàng)建新的國際制度和國際規(guī)則。
另一類主張破除傳統(tǒng)的“國家中心主義”，踐行全球主義觀照下的國家主義。這條進路倡導在國家利益合理化的基礎上實現人類整體利益的優(yōu)化，推動全球治理從割裂的治理轉向整體性治理；倡導深度、有效、理性而和諧的全球治理，主張制定統(tǒng)籌全球治理與國家治理的整體性政策與方案，敦促加強全球治理與國家治理的互融互動；主張實現更為有效的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以克服當前世界秩序的明顯缺陷。這條全球治理進路重視理想目標與現實利益的統(tǒng)一和協(xié)調，與黨和國家“更好統(tǒng)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治國理政總體思路，以及當前全球疫情危機條件下提出的“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huán)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huán)相互促進的新發(fā)展格局”不謀而合。這條進路更加重視以全球整體性來彌補分散的國家利益，實現自上而下的統(tǒng)籌和協(xié)調。
相比西方學者具體而微的主張來看，中國學者的主張更為宏觀、更重視頂層設計，也具有更高的理念意義和實踐價值，但從全球治理進路設計的角度看，尚有可以延伸思考的空間。
全球治理的地區(qū)轉向
設計全球治理進路，需要立體、全面地看待全球問題和全球治理，既要堅持唯物辯證法的“兩點論”或“兩分法”，也要吸取中國傳統(tǒng)智慧的“三點論”或“三分法”。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政策設計，也應從“兩分法”過渡到“三分法”，既要統(tǒng)籌全球治理與國家治理的互動，也要充分重視地區(qū)治理的橋梁和階梯作用，全面兼顧全球治理、地區(qū)治理和國家治理三者的互動。
理論上，西方主流的國際關系研究主要重視兩層次問題的治理，一個是全球化的治理，一個是國內問題的治理。只不過有些理論偏重前者有些偏重后者，但都看重規(guī)則和規(guī)范的事前建構，且習慣從內外兩層次相悖的立場上看待問題的根源，認為全球治理的“大僵局”起源于二戰(zhàn)后“治理有方的全球化”，從治理僵局本身出發(fā)去尋找進路，這種看法容易割裂全球治理。
中國主流的國際關系研究則強調辯證地看待世界，綜合地認識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習慣于借助唯物辯證法的“兩點論”和“內外兼修”思維，卻忽視了傳統(tǒng)中國哲學思維中的“三點論”和“執(zhí)兩用中”思維，容易導致不夠全面和綜合。“兩點論”符合西方現代理性，重視深度治理，強調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但難免陷入兩極對立思維，一極是堅守民族國家主權絕對不可侵犯、不可讓渡、不容干涉，另一極是承認全球必將走向一體化、世界大同。由“兩點論”提出的治理策略常常是兩者各取所需、各為所用，而并不在意是否還有第三條進路。從中國傳統(tǒng)邏輯來看，這樣的思維顯然不夠完整，雖然歷來講究“一分為二”地看待事物，但更主張“合二為一”“執(zhí)兩用中”。“執(zhí)兩用中”里的“用中”，正如當代中國哲學家龐樸先生所說，“所謂的中，就是第三者；承認二分又承認中庸，也就在事實上承認了一分為三”。這種“三分”哲學觀，也恰如毛澤東以昆侖想象世界，“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
實踐上，如果只考慮如何統(tǒng)籌全球治理與國家治理，主張厘清并深刻認識兩者的互動，從而在戰(zhàn)略謀劃和政策安排上予以統(tǒng)籌和協(xié)調，就顯得不夠全面和綜合。客觀來看，當今世界依然是民族國家的世界，但也必須尊重世界由一個個地區(qū)組成的現實。構建未來全球秩序的努力中，全球性的“大國協(xié)調”雖不可或缺，但“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卻遙不可及，反倒是“地區(qū)世界”的模樣已初現端倪。
全球治理終究有一個漸進實現的過程，其中蘊含著分片漸次實現和平的邏輯，也符合近年來廣受理論界重視的多層治理邏輯。多層治理理念和實踐啟發(fā)我們，全球治理是一個包含眾多層次的治理系統(tǒng)，既包含全球層次的治理，也包含地區(qū)間、地區(qū)、國家和地方等多個治理空間的治理，其中，國家和地方層次的治理屬于國家治理的范疇，而地區(qū)間和地區(qū)層次的治理則是全球性地區(qū)治理的題中之意。關注地區(qū)和地區(qū)間層次的治理，并把它們與全球層次和國家層次等更多層次的治理結合起來，實現更為立體化的治理，可以更好地體現全球治理的整體性，實現真正的全球整體治理。
早已有學者認識到，地區(qū)治理有著比全球治理易于取得成效的優(yōu)勢，歐盟道路和東盟道路提供了一定的實踐經驗。如今，對全球治理的認識有必要進行一次“地區(qū)轉向”，將全球治理與國家治理兩者統(tǒng)籌兼顧的“兩點論”擴展成“三分法”，真正架起全球治理、地區(qū)治理和國家治理三者互動溝通的橋梁和階梯。在政策設計上，應更加重視發(fā)揮全球性地區(qū)治理的功能和作用。如對“一帶一路”的定位除了是全球公共產品和國際合作平臺，還應將其看作是一項面向全球的“地區(qū)治理工程”。習近平總書記早已提出，要秉持“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奉行“睦鄰、安鄰、富鄰”的周邊外交政策，打造“周邊命運共同體”。而“一帶一路”倡議正是這一周邊命運共同體思想的集中體現，其核心工程——互聯互通建設——已成為推動亞洲地區(qū)合作進程的澎湃動力，并擴散到全球各地，引領著全球治理的方向。因此，走向真正的全球治理不僅要統(tǒng)籌兼顧全球治理與國家治理，還需要重視地區(qū)治理階梯，三個層次的治理要統(tǒng)籌設計、缺一不可。
【本文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全球化與全球問題研究所教授】
責編：程靜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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