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共建共治共享方向，聚焦影響國家安全、社會安定、人民安寧的突出問題，深入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深化平安創(chuàng)建活動，加強基層組織、基礎工作、基本能力建設，全面提升平安中國建設科學化、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水平，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域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在市域范圍的具體實施,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基石。改革開放40多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不斷發(fā)展和城鎮(zhèn)化水平不斷提升，各類要素越來越向市域聚集，市域社會治理愈益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維度和基礎性工程，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更加凸顯。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加強和創(chuàng)新市域社會治理，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中共中央印發(fā)的《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2020—2025年）》在“推進社會治理法治化”部分中明確提出，“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開展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使法治成為市域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核心競爭力”。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市域社會治理需要在法治層面率先突破。從實際情況看，對于一些重大矛盾風險、疑難復雜問題，基層往往很難解決，而市域層面具有較為完備的社會治理體系，在法律政策手段等方面統(tǒng)籌能力更強，具有解決社會治理中重大矛盾問題的資源和能力。綜合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市域社會治理中的重大矛盾問題，全面提升市域社會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是落實國家治理頂層設計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也是全面貫徹落實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必然要求。
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關鍵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堅持黨對市域社會治理的全面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加快形成法治完備、行政高效、自治發(fā)達、科學智能的治理格局。在此進程中，需要把握好以下幾個方面。
完善市域社會治理制度規(guī)范體系。“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要以法律制度為依托來構建完善的市域社會治理制度體系，充分發(fā)揮地方性法規(guī)、地方政府規(guī)章在市域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充分發(fā)揮地方立法權在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中的作用。區(qū)別于以往的立法確認、服務改革，把握新時代改革與法治的關系，以地方立法引領市域社會治理的改革。根據立法法的相關規(guī)定，著眼良法善治，加強市域社會治理的制度供給，在確保法治統(tǒng)一的同時，善用地方立法權解決地方治理中的差異性難題，完善市域社會治理的制度規(guī)范。中央立法必然要兼顧全局，地方立法則能夠著眼一域，應充分運用相應立法權，依據上位法的精神、結合地方實際特點，制定體現市域特色、符合市域實際的良法，形成更具針對性、操作性、有效性的市域社會治理制度規(guī)范體系。在這一過程中，必須處理好中央立法與地方立法的關系，為執(zhí)法、司法和守法提供確定性規(guī)范指引，增強地方性法規(guī)、地方政府規(guī)章的可操作性，為市域社會依法有效治理提供支撐和保障。
構筑市域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堅持和發(fā)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發(fā)展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促進社會和諧穩(wěn)定。通過發(fā)揮市一級的統(tǒng)籌協(xié)調以及資源優(yōu)勢，構建行政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仲裁機構以及基層調解組織之間的溝通協(xié)同機制，有效應對城鄉(xiāng)區(qū)域發(fā)展過程中各類新型社會矛盾風險的挑戰(zhàn)，依法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糾紛。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將市域作為防范化解風險的關鍵層級，健全風險識別預警、內部防控、協(xié)同化解、應對處置等機制。堅持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將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生動實踐從縣域擴大到市域、從民事糾紛拓展到行政和刑事糾紛、從訴前為主延伸到審判執(zhí)行的全過程，妥善化解各種社會矛盾糾紛。立足涉農審判服務“三農”，統(tǒng)一城鄉(xiāng)居民人身損害案件賠償標準，依法審理好食品藥品、安全生產、交通安全、產權保護等案件，積極傳遞民生司法溫度，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搭建市域社會治理法治化的保障體系。實現市域社會治理法治化，離不開一支高素質的法治工作隊伍，包括處在法治實踐最前沿的法治專門隊伍和法律服務隊伍。針對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高品質、多元化法律服務需求存在體系性不足問題，著眼保障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發(fā)展的目標，完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引導法律服務工作者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依法依規(guī)誠信執(zhí)業(yè)，認真履行社會責任。拓展公共法律服務的途徑，大力推進公共法律服務實體、熱線、網絡三大平臺建設，使其成為人民群眾獲取公共法律服務的窗口和渠道。豐富公共法律服務的內容，立足于人民群眾的差異性和多元化需求，重點開發(fā)并提供公共法律服務。保證公共法律服務人才和機構的供給，地方人民政府應根據實際情況，通過政府服務、政府間協(xié)議、特許經營、合同承包、補助補貼等方式提升公共法律服務的能力和水平。創(chuàng)新公共法律服務評價機制，統(tǒng)一公共法律服務質量標準，對公共法律服務作出客觀、公正評價，通過激勵機制激發(fā)公共法律服務工作者的工作積極性。
構建市域社會治理法治化的科技支撐體系。以新型信息技術為代表的各種新技術蓬勃發(fā)展，為市域社會治理法治化提供了新機遇和新動能?？萍寂c法治的結合，生動體現了市域社會治理中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統(tǒng)一。在科技發(fā)展的推動下，市域社會治理體系呈現更加開放的形態(tài)，包括治理的主體、方式、監(jiān)督和反饋等各個環(huán)節(jié)。為此，應在厘清科技應用法律邊界的基礎上，將技術貫穿于市域社會治理的立法、行政、司法、守法各個環(huán)節(jié)，形成上下貫通的科技支撐體系，為市域社會治理法治化提供堅實保障。科技手段能夠提升制度形成的科學性、行政執(zhí)法的精準性、司法審判的合理性、普法守法的有效性，并能有效提供更加多元、更加優(yōu)質、更加便捷的法律服務。充分發(fā)揮科技支撐作用，提高市域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加深對市域社會運行的規(guī)律性認識，讓技術更好地服務城市居民的美好生活，同時讓法治借助技術切實助力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
（作者：張紅哲，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