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堅持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百年來自身建設發(fā)展和永葆生機活力的重要歷史經驗。自我革命實現了政黨內部的凈化完善、革新提高，實現了政黨發(fā)展的共識凝聚和政治整合；拓展了政黨功能的實現維度，將組織社會和重建社會職能有機統(tǒng)一，引領社會革命；提供了政黨治理的統(tǒng)攝框架，從黨內法規(guī)體系化層面一體推進黨的思想、組織、政治和制度建設；化解了政治發(fā)展的周期危機，與全過程人民民主融會貫通，探索出依靠黨的自我革命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徑。自我革命在整合性政黨體制塑造、根本性政黨功能實現、制度化政黨治理和民主化政治發(fā)展方面的經驗，對于在選舉－專業(yè)化轉型中深陷碎片化困境和否決型體制的世界其他政黨具有極大借鑒意義。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 自我革命 政黨發(fā)展 世界政黨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7.002
【作者簡介】柴寶勇，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黨內法規(guī)與國家監(jiān)察研究中心主任，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導，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政治學基本理論、政黨政治學、國家治理與社會建設。主要著作有《政黨認同問題研究》、《政黨政治的概念、框架與實踐：建構有中國特色的政黨政治學》、《制度分析：理論與爭議》（合譯）等。
政黨的興起是現代政府最顯著的標志之一，馬克思在《關于現代國家的著作計劃草稿》中提出，民主、法治和政黨構成了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1]世界范圍內政黨的類型、數量和規(guī)模始終處于不斷發(fā)展中。截至2021年，僅以國家注冊和進入國家議會的政黨數目為標準，全世界的政黨數量已經破萬。政黨成為現代國家治理的中心環(huán)節(jié)，政黨政治狀況是一國政治狀況的“晴雨表”。[2]但是，各個國家的政黨制度千差萬別，政黨建設、政黨發(fā)展與政黨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位置和功能各不相同，對國家治理效能的實現產生著重要影響。而縱觀世界政黨歷史，能夠堅定不移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政黨寥寥無幾，更有不少大黨深陷思想分裂、利益沖突、派系斗爭、相互傾軋的泥淖無法自拔。相較于世界政治格局的“西方之亂”，“中國之治”的核心就在于，國家治理中始終存在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能夠通過不斷自我革命清除一切損害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因素，保持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的領導力量。自我革命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區(qū)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更是中國政黨治理的智慧結晶，足以為世界政黨政治發(fā)展之鏡鑒。
自我革命開辟了政黨發(fā)展的中國道路
政黨政治業(yè)已成為世界主要國家的普遍政治形態(tài)，但各國政黨建設和政黨發(fā)展的環(huán)境、邏輯和路徑往往不盡相同。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政黨建設面臨著社會主義運動從20世紀末以來陷入低潮、西方遏華戰(zhàn)略使外部壓力增大、新一輪產業(yè)革命和全球經濟形勢要求高質量內涵式發(fā)展、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qū)，以及社會活力需要執(zhí)政黨有效吸納整合等多維挑戰(zhàn)。推動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中國化時代化的任務不是輕了，而是更重了。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在世界馬克思主義政黨命運比較和我們黨長期執(zhí)政面臨的現實考驗中深化對黨的自我革命戰(zhàn)略思想的規(guī)律性認識”[3]，以更加寬廣長遠的理論視野解釋和比較我國社會發(fā)展與人類社會發(fā)展的邏輯和趨勢，站在大歷史觀上更為科學完整地回答了“我是誰、為了誰、依靠誰”的重大基礎性理論問題。
歷史地看，理論界一般認為現代意義上的政黨發(fā)軔于17世紀英國革命時期“輝格黨”與“托利黨”的爭端，但西方政黨學說對政黨目標和面貌的認知存在明顯分歧。18世紀，休謨仍然對政黨持負面態(tài)度，認為政黨斗爭必然顛覆作為人類幸福最大來源的良好政府[4]；博林布魯克和柏克則在此基礎上區(qū)分派系和政黨，指出派系將國家利益置于一己私利之下任意犧牲，而政黨是“在某種一致同意的特定原則基礎上結合起來、用他們的共同努力來促進國家利益的人們的團體。”[5]自由主義民主的個人主義、多元主義和精英主義理論興起以來，政黨更多被視為“為了獲得權力而組織起來的嘗試”“為在競爭中獲得政治權力而一致行動的集團”或“在選舉中提出候選人并通過選舉將其安置到公共職位上的組織”[6]等。選舉-專業(yè)型政黨開始崛起，并進一步加速了作為組織的政黨的解體。從根源上來看，這一變遷是由于政黨政治行為主義的還原論把重點從原則轉向行為，其實質是與功利主義導向相伴隨的“計算性的利己主義”[7]。其后果表現為“政黨中聚集著來自大批投票者的臨時黨員，政客們變成利益掮客而不考慮原則”[8]，政黨的組成幾乎就是為了脫離和控制社會。政黨利益集團化成為西方國家政黨體制的突出特征，其碎片化的利益代表性和政府必須顧及“普遍利益”構成了西方國家最深刻的治理悖論。[9]
中國的政黨發(fā)展則體現了從碎片化到整合化的不同邏輯，也即從民國時期分裂的、以國家徇私利的和缺乏民眾基礎[10]的利益集團化政黨中，出現了中國共產黨這個“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的政治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興，始終同人民在一起，為人民利益而奮斗，是黨立黨興黨強黨的根本出發(fā)點和落腳點。”[11]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一直以來，“我們黨面臨的最大風險是內部變質、變色、變味，喪失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政治本色，背離黨的宗旨而失去最廣大人民支持和擁護”。[12]通過自我革命，中國共產黨一方面以“無情的自我批評”來“揭露犯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huán)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13]，始終保持自身的先進性、純潔性、人民性；另一方面，又不斷調整多元化社會利益的表達和整合結構，嚴防公共權力被私人利益圍獵，協(xié)調政黨政治與國家治理在公共利益層面的共識，在以政黨分裂、政治極化為主流特征的世界政治舞臺上貢獻了政黨有力、政治團結的中國方案。
自我革命拓展了政黨功能的實現維度
政黨功能是政黨歷史使命和行動價值的集中體現，它指的是政黨在現實社會生活中所承擔的社會角色和所發(fā)揮的政治作用。世界范圍內政黨產生的社會環(huán)境、歷史背景，以及政黨的目標取向和發(fā)展階段往往存在較大差異，政黨功能實現的范疇和層次也因此不盡相同。政治學研究一般認為，政黨發(fā)展主要經歷了權貴型政黨、大眾型政黨、兼容型政黨和卡特爾型政黨四個發(fā)展階段，其中大眾型政黨基于對公眾的有效組織和動員形成了較高的組織嚴密性和結構完整性，體現了政黨功能最全面和最清晰的發(fā)展。政黨在這一階段往往承擔著匯集與反映民意、制定公共政策、實現政治理想、選拔培養(yǎng)政治人才、組織和監(jiān)督政府、推動政治社會化、保障政治發(fā)展、維系政治穩(wěn)定和強化政治協(xié)調等數項作用與功能。
但從比較性視角來看，西方國家政黨和中國共產黨的社會角色存在顯著差異。西方國家政黨本身被視作眾多利益集團和社會組織之一，體現的是國家治理過程中利益沖突和政見分歧的派別之見；而中國共產黨則是中國現代國家的締造者和建設者，是中國社會利益協(xié)調和共識凝聚的政治工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政黨作為推動人類進步的重要力量，要錨定正確的前進方向，擔起為人民謀幸福、為人類謀進步的歷史責任。”[14]進一步來看，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除了面向當下實現組織社會的政黨功能，還必須承擔起一種面向未來重建社會——也即通過社會革命實現共產主義的政治責任，具有崇高的價值追求。正如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指出的，無產階級政黨只有“通過自我批評來學會辦事”[15]并領導人民群眾“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舊的骯臟東西，才能勝任重建社會的工作”[16]。
因此，社會革命構成了中國共產黨政黨功能區(qū)別于西方國家政黨的一個全新維度。當前中國最深徹的社會革命就是堅持全面深化改革，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此，“必須持之以恒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17]這意味著，對于社會革命而言，自我革命一方面是無產階級政黨在已經取得政權的條件下，在內部實現永葆馬克思主義政黨初心使命，保證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塑造核心領導力量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自我革命還在政黨外部對社會生產力發(fā)展，以及社會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適應性調節(jié)起到促進和保障作用，確保中國式現代化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傊?，自我革命既是社會革命的組成部分，又是社會革命的必由之路；既有力拓展了中國共產黨政黨功能的實現維度，也啟迪世界其他政黨要從更長遠和負責任的角度審視自身的政治價值。
自我革命提供了政黨治理的統(tǒng)攝框架
科學有效的政黨治理是政黨建設和發(fā)展的前提保障，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程中的政黨治理突出體現為對“大黨獨有難題”的應對和解決。一方面，“大黨獨有難題”是黨的二十大對以往政黨治理囊括的思想、組織、干部、制度、激勵與監(jiān)督等不同層次的實際問題加以整合表述的原創(chuàng)性概念，可以從“六個如何”[18]詳細加以闡釋。這一概念的提出統(tǒng)合了原本散布在黨的領導、黨的自身建設與黨的自我革命等不同領域的管黨治黨難題，體現了政黨治理概念本身的體系化和科學化。另一方面，政黨治理的實現也有賴于制度體系的支撐作用。政黨政治的實證研究表明，隨著政黨制度化程度的提高，黨內不同派別的組織化程度趨向降低，政黨更加團結有力；同時，強制度化的政黨與其追隨者之間通常較少存在不健康的蔭庇關系。[19]因此，圍繞“大黨獨有難題”的主攻方向[20]深入推進自我革命，完善制度治黨、依規(guī)治黨的統(tǒng)攝性框架，是中國共產黨政黨治理的必然要求。
新時代以自我革命統(tǒng)攝政黨治理制度體系，就是要落實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健全全面從嚴治黨體系，全面推進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們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堅強領導核心。從思想層面來看，自我革命是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武裝全黨，確保黨內統(tǒng)一思想、統(tǒng)一意志、統(tǒng)一行動的制度安排。從組織層面來看，自我革命構成了“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組織體系建設，黨員監(jiān)督管理和權利保障，落實黨管干部原則和“好干部標準”，以及完善干部考評、建設忠誠干凈擔當組織體系的制度依據。從政治層面來看，自我革命保證了黨總攬全局、協(xié)調各方的領導制度體系和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落實機制的有效實現，通過加強黨的政治建設、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guī)矩來提升黨員干部政治能力、執(zhí)政水平和政治定力，是黨中央集中統(tǒng)一領導的制度保障。從制度體系構建來看，自我革命形成了以黨章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為核心，完善黨內法規(guī)“1＋4”制度體系建設的實現形式，對于以黨內監(jiān)督為核心貫通多種權力監(jiān)督方式、完善政治巡視整改和成果運用、有效推動正風肅紀和“三不腐”一體化建設具有重大意義。
總之，自我革命是完善國家法律和黨內法規(guī)體系建設，強化權力監(jiān)督，全面從嚴治黨的目標和依據，也是實現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準則和規(guī)范[21]。近年來，其逐步成為海內外中國共產黨研究共同的理論關切和理論增長點。研究者從傳統(tǒng)威權敘事與中國共產黨政黨治理實踐的現實矛盾出發(fā)，構建了以政黨為核心的新治理模型。這種政黨治理模式具有責任制、制度化、體系化和任人唯賢等關鍵特征，體現為旨在改變黨內錯誤權力觀念和重塑良好政治生態(tài)的自我革命實踐。[22]自我革命改變了黨和政府的激勵結構，實現了行政改革和紀律監(jiān)管的耦合；同時化解了黨內的不協(xié)調因素并革新了黨的領導觀念，使中國共產黨有能力將自身塑造成中國社會最深刻變革的領導者。[23]不僅如此，這種自我革命的政黨治理模式還與憲法和完整的法治程序相適應，從而使中國共產黨的政黨治理體現出極強的法治特征。[24]因此，自我革命協(xié)調了德治與法治、思想與制度、權力與監(jiān)督、規(guī)范與效能等政黨治理的不同面向，形成了中國共產黨政黨治理的統(tǒng)攝框架，也為世界政黨治理的科學化、體系化、制度化建設提供了有益經驗。
自我革命化解了政治發(fā)展的周期危機
如何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是中國政治發(fā)展的核心關切。這一概念是由黃炎培在1945年的“窯洞對”中提出的，毛澤東同志認為“只有讓人民來監(jiān)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25]，這就是中國共產黨跳出周期率的第一個歷史答案。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歷史周期率根源于“統(tǒng)治集團貪圖享樂、窮奢極欲，昏庸無道、荒淫無恥，吏治腐敗、權以賄成，又自己解決不了自己的問題”；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只有自身不出問題，才能保證“社會主義國家就出不了大問題，我們就能夠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26]，自我革命就是中國共產黨跳出周期率的第二個歷史答案。兩個歷史答案相互銜接、邏輯貫通，通過執(zhí)政黨的自身建設和自我革命鞏固民主過程和民主制度，形成了“人民-執(zhí)政黨-國家”貫通的政治結構，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過程人民民主開創(chuàng)了執(zhí)政黨引領民主建設的政治發(fā)展新模式。
首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共產黨人堅持人民至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也絕不會成為任何利益集團的代言人，這從根本上杜絕了民主政治的異化和碎片化。其次，黨的各級組織是延伸到民主全過程的，起到“組織動員民主選舉，積極領導民主協(xié)商，充分調動民主決策，科學實踐民主管理，全面參與民主監(jiān)督”[27]等作用。最后，“民主涉及方式、手段和工具的選擇，它們界定了權威與個體之間的關系”[28]，這直接影響到民主制度的效能實現。中國共產黨通過民主集中制理順了民主與集中、多數與少數、整體與部分、中央與地方等多重政治關系，通過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一體推進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建設，創(chuàng)造性地解決了西方多黨制背景下各個政黨相互掣肘、決策內耗嚴重的問題。總之，中國共產黨在全過程人民民主實踐中發(fā)揮了吸納整合、制度建設、平臺優(yōu)化和思想引領等重要作用，實現了民主政治規(guī)模和質量的協(xié)同提升與共識塑造，切實保障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人民性、真實性、廣泛性、有效性以及可持續(xù)性。[29]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一個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執(zhí)政黨通過聯系服務、宣傳教育和組織凝聚群眾等社會功能，在民主社會構建起的一支有能力引導、維護和保障民主過程的政治力量?？梢哉f，執(zhí)政黨能否依照憲法和法律規(guī)定實現對國家事務的領導，權力運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約和監(jiān)督對全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經濟和文化事業(yè)，人民群眾暢通表達利益要求，社會各方面有效參與政治生活，國家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公平進入國家領導和管理體系具有不容忽視的保障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有些人迷戀西方多黨輪替、三權鼎立那一套，認為我們黨執(zhí)政無法解決自身存在的問題。實際上，縱觀各國政黨，真正像中國共產黨這樣能夠始終如一正視自身問題，能夠形成一整套自我約束的制度規(guī)范體系，能夠嚴肅懲處黨內一大批腐化變質分子的，可以說少之又少。”[30]中國共產黨的實踐經驗表明，自我革命不僅構成了政黨發(fā)展的內生動力，更是民主政治發(fā)展和民主制度有效性的重要保證，對于政黨體制破碎、否決政治盛行、冷漠極化并存的西方國家，以及國家建構失敗、民主政治崩潰、社會發(fā)展遲滯的其他后發(fā)國家尤其具有借鑒和啟示意義。
結語
從世界政黨發(fā)展來看，西方國家的政黨正在向多元化和職業(yè)化的選舉－專業(yè)型政黨變遷。在這類政黨中，黨員或政治家傾向于在政黨的工作環(huán)境中成為一個以選舉為業(yè)的技術人員，其實質是政黨與追隨者交換服務，導致了政黨制度化水平的下降。政黨逐步轉變?yōu)橐环N“選舉黨”，選舉幾乎成為政黨存在的唯一理由和全部功能。在這種政黨制度中，黨員和政治家趨向于訴諸“意見選民”，幾乎不可避免地為碎片化的利益集團和壓力集團所俘獲。在選舉過程中，選舉-專業(yè)型政黨往往通過利益集團和公共基金籌集資金，更加關注組織中的投機分子及利益集團代表的核心作用。由此帶來的集體認同上的真空，極易導致意識形態(tài)對抗和選民的孤立化，加劇了政治體系的不可治理性。如果無法做到在組織發(fā)展過程中尋求抑制官僚固化和組織僵化的制度集成，通過強化組織建設和組織流動提升組織韌性和組織活力，清除不當得利和腐敗分利集團，并對其所根植的政治環(huán)境進行革新，政黨就會走向解體或最終消亡。
從中國政治實踐來看，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永葆活力的內在驅動?！吨泄仓醒腙P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從不諱疾忌醫(yī)，積極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歷經百年滄桑更加充滿活力。圍繞自我革命進行統(tǒng)籌規(guī)劃和制度建設，既是堅持完善全面從嚴治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梁柱，又是中國共產黨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黨的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新時代深入推進自我革命制度規(guī)范體系建設，一方面更加注重以制度方式吸納和提煉黨的建設發(fā)展經驗和創(chuàng)新成果，逐步形成穩(wěn)定可預期的黨內法規(guī)制度體系，拓寬黨內法規(guī)層級覆蓋面并健全其實體和程序規(guī)范。另一方面，也通過著力確立黨內法規(guī)和國家法律的共同價值基礎、明確黨內法規(guī)和國家法律的適用范圍和界限、建立健全黨內法規(guī)與國家法律的協(xié)調機制和協(xié)調機構、加強對黨內法規(guī)和國家法律實施的監(jiān)督評估，完善了黨內法規(guī)與國家法律的銜接機制。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始終保持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清醒和堅定，推動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tǒng)一，以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
總之，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命歷史經驗豐富，制度完善，效能顯著。自我革命的政黨發(fā)展道路，在發(fā)展邏輯方面強調形成整合性的政治結構，在政黨功能實現方面強調擔負推動社會革命的政治責任，在政黨治理實踐方面強調圍繞自我革命形成體系完備的黨內法規(guī)制度，在政治發(fā)展模式方面強調與人民民主融會貫通解決組織演化和政治發(fā)展的周期性危機。它們共同構成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家可大可久的政治機制，為世界各個國家的政黨建設和政治發(fā)展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2024重點項目“大黨獨有難題的應對策略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24XYZD04）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8頁。
[2]周淑真、孫潤南：《比較視野中的百年政黨：歷史演進、類型特征與興衰關鍵》，《政治學研究》，2021年第4期。
[3]習近平：《不斷深化對黨的理論創(chuàng)新的規(guī)律性認識 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取得更為豐碩的理論創(chuàng)新成果》，《人民日報》，2023年7月2日，第1版。
[4]D. Hume, Hume: Political Essa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3-39.
[5]G.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3-4.
[6]王長江：《政黨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44頁。
[7]理查德·斯科特：《制度與組織：思想觀念與物質利益》，姚偉、王黎芳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2頁。
[8]科迪維拉：《國家的性格》，張智仁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2～83頁。
[9]讓·布隆代爾、毛里齊奧·科塔主編：《政黨政府的性質——一種比較性的歐洲視角》，曾淼、林德山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9頁。
[10]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347～351頁。
[11][12][14]《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511、513～514、424頁。
[13]《列寧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頁。
[15]《列寧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8頁。
[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1頁。
[17]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4頁。
[18]習近平：《一刻不停推進全面從嚴治黨 保障黨的二十大決策部署貫徹落實》，《人民日報》，2023年1月10日，第1版。
[19][31]帕尼比昂科：《政黨：組織與權力》，周建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7～69、299～309頁。
[20]習近平：《深入推進黨的自我革命 堅決打贏反腐敗斗爭攻堅戰(zhàn)持久戰(zhàn)》，《人民日報》，2024年1月9日，第1版。
[21]匡小明：《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的成就、經驗與啟示》，《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2024年第1期。
[22]K. Brown, "The Anti-Corruption Struggle in Xi Jinping's China," Asian Affairs, 2018, 49(1).
[23]M. Keliher and H. Wu, "Corruption, Anti-Corrup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15, 75(1).
[24]R. Boer, "Communism and the Common Good," Socialism in Power, Singapore: Springer, 2023, pp. 271-280.
[25]《第三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概況（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5頁。
[26]習近平：《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要一以貫之》，《求是》，2019年第19期。
[27]蔡文成：《黨的領導是實現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2年第7期。
[28]塞爾茲尼克：《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與草根組織》，李學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頁。
[29]王紅艷：《黨的領導：發(fā)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保證》，《探索》，2022年第3期。
[30]習近平：《論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328頁。
責 編∕韓 拓 美 編∕梁麗琛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Self-reform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Worldwide
Chai Baoyong
Abstract: Adhering to self-reform is an important struggle experience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build and develop itself and maintain its vitality for a hundred years. The self-reform has effectively realized the purification,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within the Party, and realized the consensus cohesion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the Party's development; it effectively expands the realization dimension of the function of political Party, organically unifies the functions of organizing society and reconstructing society, and leads the social revolution. It effectively provides a unified framework for Party governance, and promotes the Party's ideological, organizational,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from the systematic level of inner-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It effectively resolves the cycle crisi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tegrates with the whole 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 and ensures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the ability to jump out of the historical cycle rate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chaos. The experience of self-reform in the shaping of an integrated party system, the realization of fundamental party function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arty govern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politics has grea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other parties that are deeply trapped in fragmentation and veto-type systems in the general electoral-profession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lf-reform, Party development, world par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