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是政治學研究中的重點領域。新時代，我們黨領導人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有效推動黨和國家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黨治國理政的經(jīng)驗日益豐富，書寫了“中國之治”新篇章。豐富多樣的治理實踐、卓有成效的治理成果，給我國政治學創(chuàng)新發(fā)展注入了動力，為建構中國自主的政治學知識體系提供了寶貴資源。
治理實踐推動政治學研究范式轉型。一段時間以來，一些政治學研究者習慣于從書本中的理論或邏輯出發(fā)，或是停留于靜態(tài)的制度分析，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研究中出現(xiàn)事實不清和事理不明等問題，也導致了理論與實踐相脫節(jié)。新時代，我國治理實踐全面展開以及在此過程中產(chǎn)生的諸多新現(xiàn)象、新問題，推動研究者基于問題導向走向治理“現(xiàn)場”，思考和研究實踐中鮮活的治理案例及其背后的機理，由此進一步推動我國政治學研究范式轉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國家治理體系的大棋局中，黨中央是坐鎮(zhèn)中軍帳的‘帥’，車馬炮各展其長，一盤棋大局分明。”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黨的領導制度明確為我國根本領導制度，從制度層面上確保發(fā)揮黨的領導這個最大優(yōu)勢。始終將黨的領導貫穿國家治理全過程，成為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順利進行并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證?；谥袊赜械闹卫韺嵺`，研究者日漸認識到歐美政治學個人主義方法論和“國家—社會”相關理論的局限性，更加重視“黨在治理中的作用和功能”這一視角，進行更富解釋力的理論分析，得出更有說服力的結論。
治理實踐拓展政治學研究的視野。新時代的國家治理是涵蓋經(jīng)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文明的全方位實踐，形成政黨治理、政府治理、市場治理、社會治理、文化治理、生態(tài)治理等諸多領域。在這些領域，國家治理體系全面構建，體制機制不斷完善，國家治理能力全面提升。這為政治學研究開辟出一系列新領域、提供了一系列新議題，政治學研究的視野也得到極大拓展。比如，黨建引領的治理過程的全面展開，推動研究者對黨建議題的關注和對黨史的深入研究；全面從嚴治黨的偉大實踐，推動研究者對黨內法規(guī)、紀檢監(jiān)察體制等的深入研究；國家安全體系建設的新實踐，推動研究者對政治安全和國家安全的深入研究；邊疆治理和民族團結進步創(chuàng)建的新實踐，推動研究者對邊疆和民族問題的深入研究。新時代的中國與世界的聯(lián)系更加緊密，國際影響力持續(xù)擴大，日益成為重要的全球事務參與者，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呈現(xiàn)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態(tài)勢。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對世界各國各地區(qū)進行深入全面研究，建構認識世界、融通中外的知識體系。這推動了研究者對區(qū)域國別學的研究，拓展了比較政治、區(qū)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的研究視野，從而全面拓展了政治學研究的內涵和外延。
治理實踐助推政治學話語自主建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發(fā)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作用，要注意加強話語體系建設。”在話語體系建構中，最為關鍵的是提煉具有中國特色且具有解釋力的新概念，在這些概念基礎上形成概念體系和理論表達。我國各領域各層次的治理實踐，是產(chǎn)生新概念和新表述的沃土。比如，新時代我們黨提出的自我革命，豐富了政黨理論和權力監(jiān)督制約理論；國家治理領域中的黨建引領，豐富了治理模式的相關研究；社會治理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地球生命共同體等，豐富了治理主體的相關概念。在基層治理和地方治理的豐富實踐中，“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xiāng)基層治理體系”“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等重要表述也助推我國政治學研究概念更新。另外，如“將制度優(yōu)勢轉化為治理效能”“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制度及其執(zhí)行能力的集中體現(xiàn)”等新闡發(fā)、新表達，從概念和表述上豐富著政治學的話語體系。概念是話語和理論的基石，話語和理論是概念間關系的建構。正是我國治理實踐中產(chǎn)生的新概念和新表述，推動研究者積極進行自主的話語和理論建構，為增強政治學研究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注入強大動力。
（作者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