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色彩”與媒體公信力
學術前沿：中國媒體的公信力因為其“官方色彩”而被西方社會貶損，但中國媒體也必須受到現(xiàn)有傳播體制的約束，中國媒體如何走出這個“兩難命題”？
趙月枝：的確，無論是出于意識形態(tài)或?qū)I(yè)身份認同的動機，還是從與中國媒體在國際話語場上競爭的策略來考量，西方媒體經(jīng)常拿中國媒體的“官方色彩”說事，進而抨擊它們?nèi)狈?ldquo;新聞自由”。不過，就像“軟實力”的魅力不是先驗性的一樣，“官方色彩”本身也不一定必然沒有公信力，不管是相對于“中國社會”還是“西方社會”。
理論上，把媒體與“官方”相對立是典型的西方自由主義“國家—社會”二元對立框架下的迷思。實際上，即使在“西方社會”，這個框架也不能解釋媒體與“官方”的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當然，這更不能解釋，美國國家對外宣傳的“美國之音”在一些國家的親美和異見人士中的“公信力”。一般情況下，西方國家和媒體不會喋喋不休地拿他們所支持的獨裁國家的媒體是否有“官方色彩”說事，更不會貶損這些政權的國際形象?？傊?，不是媒體的“官方色彩”本身，而是這些媒體的政治傾向性及其所在國的統(tǒng)治階層與西方統(tǒng)治集團的政治經(jīng)濟利益關系，才是問題的核心。
現(xiàn)實中，就像“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光譜很復雜一樣，“西方社會”更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我們往往把“西方”等同為“西方大國”，特別是美國，進而把美國等少數(shù)國家中對中國持批判態(tài)度的政客和媒體等同于“西方社會”。這更進一步強化了“西方”尤其是美國統(tǒng)治階級的“軟實力”。
有關媒體本身的話語政治是國際意識形態(tài)斗爭的一個重要層面。如果因為西方的這一說辭，中國就按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設計，在通過深化市場化改革把國家變成事實上的資產(chǎn)階級國家后，再按這一意識形態(tài)某些教條所規(guī)定的國家是市場“裁判員”的角色，將國家“中性”化，同時將中國媒體引上由私人資本操控的道路，那么，西方媒體的意識形態(tài)攻勢在中國就真的很有功效了。
實際上，如果中國的官學媒精英真有道路、理論和制度上的自信，那么，媒體的“官方色彩”根本不是個問題，更不用說是個棘手的“兩難問題”了。前面我在談到文化產(chǎn)業(yè)化時引入階級分析的視角，在這里，我再“小題大做”和“上綱上線”一次，從國家的性質(zhì)，也即“官方”代表誰的角度，回到階級分析的層面。幾天前，有機會讀到潘毅教授的一篇文章，討論如何重新認識“中國革命”和“共產(chǎn)主義”之于當下解放性政治的意義。文中就國家、政黨、階級理論問題引用了毛澤東寫于1949年6月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包括他對那些控告“你們獨裁”的“可愛的先生們”的如下理直氣壯的回應：“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jīng)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fā)言權，只讓人民有發(fā)言權。”我想這段話對我們今天如何面對中國的媒體制度問題應該依然有啟發(fā)意義。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之所以有這樣的理論自信，不但是因為有馬列主義有關國家的階級本質(zhì)的理論武裝，而且有著鮮明階級代表性的中國共產(chǎn)黨剛剛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性勝利。也就是說，當時的毛澤東，是在一個理論邏輯和歷史邏輯相統(tǒng)一的境界中寫這篇文章的。展望未來，他所要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對人民內(nèi)部實行民主，對反動派實行專政，套用我們現(xiàn)在談論的關鍵詞，就是“軟實力”和“硬實力”互相結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