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jié)，我又被拖著參加了幾次當年插隊落戶人的聚會。
內(nèi)心的隔閡日盛一日，最后是能躲則躲，實在躲不過，只好以沉默度過那種熱鬧而又空洞的聚會。這一段時期，我正趕寫《隨想錄》，幾乎每天都寫一點。我對自己這一代人的辯護在本代人中也許是最為漫長也最為頑強的。
因此，在寫出《隨想錄·這一代的事》這一章節(jié)題目時，我還〔曾〕想掙扎，最后為自己這一代辯護一次。
但是，底氣越來越弱，聲音越來越輕，終于被內(nèi)心另一種聲音壓了下去：我相信，有兩場“文革”交織在一起。前一場“文革”是自上而下，后一場“文革”是自下而上。
前者激發(fā)了后者，也利用了后者，后者也一度支持過前者。不久，后者背叛了前者，成為“地火在運行”，使前者坐立不安。
因此，1968年以后的上山下鄉(xiāng)，既有解決城市多余勞力的技術性考慮，也有驅散思想火種的非技術性謀略。那樣的思想火種，留在城里太危險。在后一意義上說，那場席卷兩千萬人口的大遷徙，有點類似俄羅斯驅散十二月黨人，“廣闊天地”成了“廣闊的西伯利亞”。
而絕大多數(shù)平平常常的中學生，被哄趕下鄉(xiāng)，哭哭啼啼，到老都未必明白他們是那一小批人那一小批危險思想的無辜陪送者。這樣的歷史安排當然是不公正的。“六八年人”永遠欠者他們同時代人的這筆歷史債務。
10年后，我們的“西伯利亞人”得以回城，甚至進了大學，不料思想史上以一九六八年命名的那一頁精彩記錄，亦以離城始，返城終，逐漸受潮癱軟，發(fā)黃變質。時至今日，它已經(jīng)像一張廢棄的陳舊日歷，飄進了城市這個碩大無比的廢紙簍——灰色城市。
大多數(shù)人在這座灰色的混疑土森林里，變成〔進入〕了灰色的小官吏、小職員〔狀態(tài)〕，正在抱怨生活的不公，要求生活給予補償。當年的精神追求沒有升華為超意識形態(tài)追求，即隨意識形態(tài)的破滅而破滅，墜落為一堆嘰嘰喳喳的抱怨。
少數(shù)杰出者正在向等級序列的更高一層沖刺，成了托爾斯泰筆下卡列寧式的人物，只是還缺少俄羅斯式的貴族教養(yǎng)。意識形態(tài)已經(jīng)淡出，社會結構的轉型期也已經(jīng)開始，但是，半新半舊、半陰半陽的過渡狀態(tài)還會拖延一個歷史時期。
在這一歷史時期，由于具備底層的生活經(jīng)驗，洞悉明察社會結構及其組織細胞的各種縫隙，內(nèi)心深處又解除了意識形態(tài)〔當年那種〕虛假道德束縛，“六八年人”將游刃有余地穿插于各種結構的縫隙，從中漁利。新一代社會中堅也許就會這樣形成。
新一代社會中堅是灰色的，我把這種顏色命名為“中國灰”。
這是因為“六八年人”的內(nèi)心世界有過一場灰質化裂變。那場裂變不知道是那一天發(fā)生，但是卻可以看見那股“中國灰”〔世故而又狡猾的灰色〕一天天從里向外泛出來。
當年的思辨能力很少轉化為思想史上的精神資源，而是轉化為在社會層面上奪取權力資源與生活資源的世俗經(jīng)驗。在反對傳統(tǒng)政治文化與意識形態(tài)政治文化的同時，或在此之前，被反對的這兩種毒素已經(jīng)滲入我們的內(nèi)心。
我們的內(nèi)心傷疤累累，〔我們的內(nèi)心〕已經(jīng)結痂成繭，外傷變?yōu)閮?nèi)傷，很不透明，甚至難以射進陽光。當年“西伯利亞”的廣袤土壤只收獲了幾個卡列寧，不會有普希金，不會有車爾尼雪夫斯基，更不會有別林斯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大限。這一代充其量只能洗清這塊土地的外部毒素，其內(nèi)部毒素大概只能留待后人清洗。
我們這代人已經(jīng)走到歷史盡頭，大限就在這里。
〔如果說每一代人都有他們的歷史大限，那么，我們這一代人的大限，就停留在這里。〕
“六八年人”的精神生命如此短暫，是否已經(jīng)死亡？
賦予我們精神生命的那塊思想文化土壤，是意識形態(tài)政治文化。
給予最善意的估價，只有十七年的積累，太疲乏，太淺薄。
盡管我們當時讀了一點黑格爾、別林斯基〔德國哲學、俄羅斯文學〕，這種非主流讀物能起作用的畢竟有限。更何況德國哲學、俄羅斯文學與十七年政治文化在某一方面是同屬一脈，后者是前者的遙遠后裔。
由此，這一代人精神短命的內(nèi)在原因，還在于當年我們吞下的精神面包既有營養(yǎng)也有毒素，我們只堅持其營養(yǎng)的一面，拒絕反芻其有害的一面。
在當時的閱讀氛圍中，讀黑格爾、別林斯基是有啟蒙作用的;然而另一方面，則有可能在一個更深刻的層面上接受并捍衛(wèi)正在迫害我們的意識形態(tài)。
迫害者與被迫害者在精神血緣上是同一血型，兩者之間的差別，可能僅在于同一血脈里上源與下流的差別。因此，“68年人”當時的思想反叛，是在一種精神藩籬內(nèi)的游擊活動，并未跳出如來佛手心。
我們與當時迫害我們的東西，有一種相反相成的內(nèi)在生命聯(lián)系。故而我們能在這種意識形態(tài)的興旺期，長出一片精神小草，但不可能長成獨立的參天大樹，甚至連灌木叢都難長出。那一片小草，只有一個生命周期——伴隨意識形態(tài)的生命周期，一榮皆榮，一損皆損。
一旦意識形態(tài)結束，調用毛澤東語式，“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沼澤地里的小草迅速枯萎了。
對這一代精神生命的否定，有兩種態(tài)度。
一種是向下突破，返歸世俗的沼澤地里打滾，這一代人中已經(jīng)有不少人這樣做了。這是一種個人選擇，你只能尊重。還有一種是向上突破，脫胎換骨，淘洗原來意識形態(tài)的底色，更換精神血型，走出另一種理想主義的價值取向。
到目前為止，我只在一個人的作品里看到有后一種希望，那就是張承志。
他欲以筆為旗，只身面對當今虛無主義思潮的十面埋伏。這樣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同時也擔心他拒絕淘洗昔日的精神資源，恐難有效拒抗虛無主義。
如果筆管里流動的是“六八年人”的舊式理想，那么下一代可能以調侃的語氣問出以后一個問題，令我們哭笑不得。
這一問題是：〔自然會問，〕〔這樣以筆為旗〕“紅旗到底能打多久？”
我敬重他的孤膽英雄氣，以目相送，看他在荒蕪英雄路上逐漸遠去。
正在消逝的一九六八年思想群落，后來據(jù)我了解，當年在北京有過更為自覺的思考。在內(nèi)地其它省會級城市，也有過零零散散的村落。于此相應，一九六八年的大陸，還出現(xiàn)過一些半地下的文學群落，如以食指為代表以北島、芒克等人為主將的白洋淀村落。
他們都是這一代精神生命的“根”，至少是“根”之一，比來自西方的“符號根”更有泥土氣息。文學群落比思想群落幸運，從白洋淀村落到朦朧詩，從朦朧詩到崛起的詩群，再到今日之先鋒作家，這條線索始終未斷，而且頑強發(fā)展，結成了正果。
這些年來，一部分文學史家正在緊緊追蹤這一線索，一些冠以“文革時期的地下文學”的出版物正在公開發(fā)行；大學課堂已經(jīng)開始講授有關這一現(xiàn)象的文學史篇章；不定哪一年，不定哪個文學博士會以此課題很嚴肅地拿到一個很滑稽的博士學位，那時食指和他的伙伴們肯定還活著，讀到這一新聞，一定會覺得啼笑皆非。
相形之下，一九六八年民間思想界的“食指群”，則令人感慨。
也許“思想食指”比“文學食指”所需要的外界環(huán)境更為寬松？
也許是“思想食指”必須先指向自己，對其內(nèi)部的精神淘洗要求特別苛刻？
總之，不知是哪個環(huán)節(jié)出了問題，或許是所有的環(huán)節(jié)都出了問題，一群“思想食指”剛剛拱出大地，一陣暴風雨襲來，很快就夭折了。他們沒有結成正果，至今還處在失蹤狀態(tài)……
我含恨懷念我們的“食指群”。恨意難消，卻還是想追贈他們一個集體知識分子的職稱。
不管當年他們是高中生，還是初中生，也不管現(xiàn)在是局長，還是街頭修車攤主〔股票炒手〕，當年那種業(yè)余狀態(tài)下的精神生活，相比新科舉制下現(xiàn)在那些功名在身吞吞吐吐的青年教授，他們不是知識分子，卻又比知識分子更像知識分子。
只是這一類知識分子如其它類型其它輩份的多數(shù)知識分子一樣，在精神〔教授〕生命上，也是短命的一代。大多數(shù)人未老先衰，提前進入暮年狀態(tài)。就外部環(huán)境之惡劣，人們應該原諒，說一聲：“可惜”；就內(nèi)心狀態(tài)之殘破，后人再厚道，至少也能說一聲：“可悲”。
有人說，歷史的苦難總是能換來歷史的巨大進步作為補償。
我現(xiàn)在則十分氣短，越來越?jīng)]有底氣說這句大話。更多的可能是，歷史苦難積累起來的思想史資源，在起飛之前就已經(jīng)墮落，進入了一種令人難堪的流產(chǎn)狀態(tài)。
一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習慣性流產(chǎn)史。
羅曼·羅蘭說，三十歲——有人才開始，有人已經(jīng)死了，大概說的就是這種情況。我們恐怕又得為新一代人送葬。中國有的是人，而且是代代有新人。
〔中國過剩的是人口資源，缺乏的是思想資源，故而是代有新人?！?/p>
然而，在代與代之間，你卻難以看到一條代代相連的思想史連線，一環(huán)一環(huán)向上螺旋發(fā)展。你能看到的是思想史資源的一次次浪費，一代代重復，最后是一次次掉頭下行，宣告失敗。你還想再看看？不必了，俱往矣，數(shù)風流人物，不看今朝！
與歷史學的其它部類一樣，思想史從來是也只能是文字記載的歷史。它歷來勢利，只認變成鉛字的文字。除此之外，它又聾又啞，聽不見也看不見曠野里的呼喚。所謂思想史的長河，只不過是一條狹長的小溪。在這條小溪的兩邊，是望不見盡頭的無字黑暗。
一代思想者失蹤，迷失在思想史這一邊或者那一邊的黑暗里，不會引起思想史長河的一聲嘆息。它連一個漣漪都不會泛起，不動聲色地、熟視無睹地繼續(xù)向前滑淌。
思想史上大規(guī)模、小規(guī)模、集體性、個人性的失蹤事件，幾乎每一代都發(fā)生過，已經(jīng)發(fā)生過無數(shù)次了，以致我時常懷疑我所操持的這一行當，究竟是思想的保存者，還是思想的暗殺者？
被它暗殺的思想，也許比被它保存的思想還要多。它整合了多少整數(shù)，已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它又暗殺過多少除不盡的“余數(shù)”？
它既然能暗殺像顧準那樣大的“余數(shù)”——拆下自己的肋骨當火炬點燃，那就不難暗殺散播在民間村落更為幼小的零散余數(shù)。“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這句詩曾壯過多少人讀史之后的膽氣？
然而我怕讀也恨讀的，就是這一熟句。是無邊落木陪襯著不盡長江，還是不盡長江流淌著無邊落木？兩邊來回讀，怎么讀都令人黯然神傷。還是翻過來讀，才像一個暗殺者每天都在逃離作案現(xiàn)場，慌不擇路，夜奔前程的連續(xù)記錄！
你追尋這串腳印，不由得迎風灑淚，青衫長濕，還要追問：難道思想史只能這樣流淌？
不是別人，正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逝者如斯夫？逝者如斯夫……。
歌德詩云：“我曾領略一種高尚的情懷，我至今不能忘卻，這是我的煩惱。”
是的，這是我的煩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