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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繼愈:氣節(jié)是中國人重視的精神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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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往】

2009年春,在北京醫(yī)院一間僻靜的病房里,重病中的任繼愈艱難地書寫下幾個名字,交給了我。他寫了梅貽琦、胡適、傅斯年,卻沒有寫蔣夢麟。

“我佩服梅貽琦,我不佩服蔣夢麟。”這是任繼愈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對我說的。

任先生是一個溫文爾雅的人。一般他只用肯定語,言外之意讓你自己領(lǐng)會。然而此時,他卻用了一個強烈的對比,對自己的校長提出了指責,語氣剛毅。

西南聯(lián)大學人普遍對梅貽琦校長懷有深刻感情,不分“三校”之界限??谷諔?zhàn)爭是一場“國難”,我懂得,任先生這話直接針對兩位校長在憂患中不同的擔當態(tài)度。

從東三省淪陷,梅貽琦已知,中國“與日本一戰(zhàn)”不可避免。他清醒而敏捷,提前轉(zhuǎn)移清華設(shè)備與物資,將預(yù)備建校的工程款放到長沙去蓋樓,為后來的師生提供了戰(zhàn)時教學的可能性。梅貽琦也從此肩負起北大、清華、南開三大名校的存亡之責。

梅貽琦有“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浩然大氣,有八年“不棄不離”的職責堅守。蔣夢麟則初始反應(yīng)遲鈍,致使北大面對“七七事變”猝不及防。及到了長沙,面對簡陋的校舍他頗無信心,將“長沙臨大”稱為“由混雜水手操縱的危舟”。很快,蔣夢麟離開了這條驚濤駭浪中的船。

任先生的話蘊含著對戰(zhàn)時大學艱難玉成的體驗,及他終其一生對志節(jié)的追求。

同年夏天,任先生辭世而去。仲秋時節(jié),我登臺灣,代他一一祭掃諸校長墓地。

憂 患

任先生代表著那一代“生于憂患”的學人。在西南聯(lián)大,他前半段是學生,后半段是教員,與這所大學相始終、共命運八年。

“七七事變,正值暑假。那時我家在山東,回不來了,報紙上有個廣告,說是北大、清華的學生到長沙去集合。”

任繼愈去長沙報到。開學后,爆發(fā)了“是上前線還是繼續(xù)讀書”的激烈爭論。一些學生上了前線。爭論由錢穆作了歸結(jié):為國家保住“讀書的種子”,用上前線的精神來讀書。

住在岳麓山寺廟里,夜間,任先生聽見虎嘯,早上出門,看見寺院外樹枝上的虎毛。在這半壁山河里,他興致盎然地考察,看到儒道釋同居一山的景觀。當時,他離畢業(yè)還有一年,正在考慮自己在哲學中的研究方向。

任先生有一張剛到達昆明時的紀念照片:一個穿著灰白色棉軍服的青年。那套服裝是當年長沙臨時大學的“步行團”離開長沙奔赴昆明的時候,張治中將軍送給他們的,一人一套,還有雨傘水壺等行軍裝備。

日本飛機轟炸長沙校舍,對學校大有跟蹤追跡殲滅之意,“長沙臨大”大批師生家屬從香港繞越南去昆明,同時組織了一批志愿者步行轉(zhuǎn)移。

這是一個悲壯的支撐。學校當局認為,如果全體人員都從海外轉(zhuǎn)移,那將是一種恥辱。必須有一支人馬代表著這個學校,從還存在著的國土上走過去。

聞一多等選擇了步行,任繼愈選擇了步行。在采訪中,我發(fā)現(xiàn)很多有志向有剛性的學長都選擇了步行,也許是步行練就了他們后來的剛性和志向,也許他們本來就有些與眾不同。

任繼愈說:“當年國弱,而‘民氣’依然不可被征服,是當時鼓舞和支撐師生們的一個精神源泉。”步行團走過貴州,一路上見到人民背鹽為生。“我看到中國的民氣始終不衰,窮困是窮困,志不窮,人窮志不窮。所以罵人當漢奸是最重的一個詞,比罵他祖宗什么的都還重。”

“我們中國有一個很好的傳統(tǒng)——就是從上到下不愿當亡國奴。老鄉(xiāng)們也是這樣。小日本非把它打跑不可。當時的生活很困難,很痛苦,但是日本人來,他就不能忍受。打日本,他們是很積極的。有志氣,民族志氣。那時候,我就感受到中華民族的文化是滲透在窮鄉(xiāng)僻壤里頭,不光是在上層。所以我從那時起就專攻中國哲學史,過去我在大學學外國哲學多一點。”

正是通過步行,任先生對這個苦難中的民族產(chǎn)生了深刻的理解與信心,從而選擇他一生的事業(yè)。這樣志存高遠的學人,在那個時代不罕見。他們成為中華民族復(fù)興之路的中堅。

西南聯(lián)大文、理、法學院在云南蒙自棲身時,師生們常去一個小鋪喝粥。吳宓教授為小鋪主人寫過一副對聯(lián):“無名安市隱,有業(yè)利群生。”任先生專門講了這件事。他說,那位熬粥的雷氏非一般市井之輩,他常與聯(lián)大的師生們交談,從時事到歷史。

那個時代的大學鴻儒,對于邊地和民間具有深刻的理解與同情、欣賞。大學“南遷”之旅,使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精神走出了象牙塔,士大夫之氣節(jié)與民間之民氣相遇、相激勵,這是一次民族精神的再造。

任先生堅持著這條“接地氣”的道路。他曾對我說:“我很喜歡云南人這個民風,非常樸實,這個非常可貴。”令先生深深懷念的,是當年戰(zhàn)時大學那股精神有追求的濃郁氛圍。

在《〈西南聯(lián)大啟示錄〉觀后感》一文里,任先生寫道——

“抗戰(zhàn)勝利后,日本投降,西南聯(lián)大解散。三校各回原址辦學,生活條件、教學條件都有了顯著改善。三校分開后,各立門戶,日子過得還不錯,總感到似乎還缺少點什么。西南聯(lián)大的形象長期留在人們記憶里,歷久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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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趙光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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