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這段描述，我們不難看出，王道俊先生及其《教育學》在新中國教育學教材史以及我國教師教育發(fā)展史上的分量與貢獻。
《教育學》的確不是一本普通的教材，700多萬冊的發(fā)行量，不僅意味著直接受益者遠超這個數(shù)字，同時也意味著間接受益者可用億萬計，因為幾十年下來，大部分讀者后來從事了教育事業(yè)，這使得《教育學》的先進思想、理念、方法，通過他們的教育教學實踐，對億萬中小學生產(chǎn)生了積極影響。
所以，說《教育學》是一本惠及億萬師生的書，不足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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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俊先生與《教育學》的緣分要追溯到新中國成立之初。1950年春，他在中原大學畢業(yè)后留校任教，第二年8月被派往中國人民大學讀研究生，學習政治經(jīng)濟學、馬列主義、哲學、中國教育史、俄語等課程。1952年院系調(diào)整后，他被分到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研究生班，開始攻讀教育史專業(yè)，畢業(yè)論文便是參與編寫教材，答辯方式則是在同學中講解教材和組織本科生討論，這或許為其后來從事教材編寫工作埋下了伏筆。
1953年，王道俊先生畢業(yè)回到華中高等師范學校，開始為教育系本科生講授教育學專業(yè)課程，由此便與《教育學》教材結下了不解之緣。
1960年代初，王道俊先生承擔了全國文科“規(guī)劃”教材《教育學》中“教育的本質(zhì)”與“我國教育的性質(zhì)”兩章的編寫任務，這是《教育學》教材中最重要、具有奠基石與壓艙石意義的重要章節(jié)。此書后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湖北省試用。
“文革”結束后不久，王道俊先生率先組織華中師范學院等五所院校的教育學教師編寫新的《教育學》教材，該版隨后被列入教育部文科教材編寫計劃重點項目，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這便是后來成為經(jīng)典、創(chuàng)造奇跡的《教育學》教材的歷史來由。
對于這本書，教育學領域里的許多學者都給予了高度好評。2010年10月，在紀念人教版《教育學》首版發(fā)行30周年的會議上，與會學者認為：王道俊先生領銜主編的《教育學》是我國教育學發(fā)展的一座豐碑，是教育學本土化的典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經(jīng)典教育學教材，為我國教育學的普及和發(fā)展、為教師教育的改革和創(chuàng)新作出了重大貢獻。這本書以其對教育規(guī)律的準確把握，以及獨到的教育理論視野，體現(xiàn)出了國家關于教育的根本性見解與理想性追求，從而確立了我國教育學三十年來的基本解釋體系，并建構了國民教育觀。這本書具有四大特點與貢獻：一是學術影響前所未有，二是觀念變革貫穿始終，三是教材內(nèi)容與時俱進，四是解釋范式卓爾不群。（參見羅祖兵等《教育學教材建設的反思與展望》，《課程·教材·教法》2011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