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發(fā)展中國家因沒有自己的話語權而歧途難辨，失去了發(fā)展起來的機會——
中國需要自己的話語權，對一些人而言是不言自明的事，而有些人則認為沒有必要，且無可能。“無必要者”“無可能者”認為，連“話語”（discourse）這個詞本身都是西方來的，還談什么自己的話語權；何況西方社會科學是現(xiàn)代化的產(chǎn)物，中國要搞現(xiàn)代化就繞不開西方社會科學即西方話語權，怎么可能建構(gòu)自己的話語權？這些說法聽起來振振有詞，其實，既沒有明白什么是“話語權”，也不理解西方社會科學的立義所在。因此，有必要弄清“話語權”到底是什么。
有人認為中國沒必要也搞不了自己的話語權，這種認識層次太表面化了
簡單地說，話語權是通過對特定國家的歷史文化、政治發(fā)展道路和政治現(xiàn)實的歷史敘事而形成的哲學社會科學影響力，“話語權”是一種“軟權力”。理解話語權含義的前提是認識什么是社會科學。在我看來，社會科學是對特定國家的特定歷史的特定經(jīng)驗的理論化總結(jié)，從一定意義上說社會科學是一種地方性知識，但可以通過國家的財富權力而拓展成為“軟權力”，成為一種共同價值。
近代以來，西方國家正是以自己的硬實力而將產(chǎn)生于自己國家的歷史敘事普遍化，將自己的“贏了”，論述為“對了”，其極端形式就是“歷史終結(jié)論”。與此相對照，過去一百多年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非西方國家的思想界，一些人的世界觀、認識論是：將自己的“輸了”，自證為“錯了”，因此必須學習、接受“老師”的學說，世界因此而成為“一言堂”，世界上只有一本“通用教科書”，一個“標準答案”。當然，西方社會科學確實提供了今天人們賴以思考的概念和理論體系，比如階級、政黨、民主等概念，乃至作為學說體系的政治學、經(jīng)濟學和社會學。但是如果有人因此認為，中國沒必要也搞不了自己的話語權，這個認識層次太表面化了。
第一，建構(gòu)自己的話語權并不意味著排斥人類文明的優(yōu)秀成果，開放性、包容性正是中華文明的基因，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所在，比如政治學方法論上的階級分析、歷史制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中的帝國主義論，經(jīng)濟學上的政治經(jīng)濟學以及制度主義學派等，凡是能揭示世界真相的學說都值得汲取。
第二，在汲取有益成果時，我們必須清晰西方社會科學賴以存續(xù)的本體論、目的論是什么，這些才是理解話語權生命力、話語權的價值的根本所在。西方社會科學無疑是一個無所不包的范疇，其中有我們必須重視的新馬克思主義學說和歷史社會學等，但主流西方社會科學立論于個體主義，服務于資本權力，從新古典經(jīng)濟學到自由民主政治學，莫不如此。比如，二戰(zhàn)后的西方政治學深受經(jīng)濟學基于個體主義的基本假設影響，形成了理性選擇主義范式一支獨大的局面，主要是圍繞個體利益而展開的歷史敘事。
對西方社會科學稍有了解的人，大概沒有幾個人會否定這一本體論和目的論。當我們說建構(gòu)不同于西方社會科學的話語權的時候，是指建構(gòu)不同于從個體主義出發(fā)并致力于資本權力至上的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事實上，西方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是建立在西方政治發(fā)展道路基礎之上的，是對西方政治史的一種歷史敘事。西方政治發(fā)展的歷史邏輯是：市場經(jīng)濟——社會分層——資本權力主導——代議制民主——資本主體性即寡頭政治。也就是說，市場經(jīng)濟導致的社會分化之后，資本權力“脫嵌”而凌駕于社會之上，保障資本權力的政治制度無疑是代議制民主，二戰(zhàn)后被詮釋為自由主義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