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際政治傳播既是國際輿論場的熱點與焦點，也是國內輿論場形成的時代背景與影響力量。當代國際政治傳播呈現出反民主化格局更加明顯，武器化特征更加突出，技術化因素更加重要，情緒化傾向更加強烈的新趨勢。透過基本的新聞傳播學理論可以深刻把握當前國際政治傳播行為的深層次規(guī)律，通過建構國際政治傳播的“另一種聲音”、傳播全人類共同價值觀、發(fā)揮當代青年的傳播力量等方式，可以提升中國輿論場在國際輿論場中的參與度和引導力。
【關鍵詞】國際政治傳播 輿論場 傳播政治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大變局下的中國輿論場形成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國際輿論場和國內輿論場高度融合，任何可以攪動國內輿論場的國內事件基本上也都可以迅速在國際輿論場引發(fā)反應，再進一步影響國內輿論場，同樣，國際事件也可以成為國內輿論場的熱點，國際國內輿論場的融合性與互動性愈發(fā)明顯；二是政治性話題在中國輿論場話題中居于焦點位置，不論是國內社會治理，還是國際關系中的國家沖突，都會迅速引發(fā)輿論場熱議，且輿論場中的立場性、情緒性愈發(fā)明顯，立場劃線往往重于真相探究，事實傳播往往讓位于情緒傳播。由此可以看出，當代中國輿論場是全球輿論場的有機組成，國際政治傳播對中國輿論場具有極強的影響力，因此，分析當代國際政治傳播的新趨勢，可以為認識中國輿論場的變化和治理提供有針對性的視角。
當代國際政治傳播新趨勢的表現
在全球化與全媒體時代，國際政治傳播始終是全球傳播的熱點與焦點，隨著媒介化政治、媒介化社會的出現，國際政治傳播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凸顯，成為國際政治行為中的主導性行為之一，換言之，原本是傳播國際政治行為的國際政治傳播，自身成為了國際政治行為的重要組成乃至關鍵手段。正是這種“傳播行為的政治化”與“國際政治的傳播化”，導致國際政治傳播愈發(fā)背離傳播的倫理性、專業(yè)性，成為一些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開展國際輿論戰(zhàn)的工具。而社交媒體的個人化、平臺化與去中心化、去管制化又加劇了這一工具的效應?？偟膩砜?，當代國際政治傳播呈現以下幾個突出新趨勢：
趨勢之一：反民主化格局更加明顯。這一趨勢具體表現為，國際輿論場上只允許存在一種主流聲音，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利用自己掌握的媒體優(yōu)勢、平臺優(yōu)勢，聯合起來，一家獨大，不允許別人發(fā)言，“禁言”成為當代國際傳播中越來越普遍的現象，其理由僅僅因為立場對立。“同質化驅動下的政治傳播”的特征使得非西方國家在當代國際政治的沖突中，由于技術劣勢、平臺劣勢、資本劣勢等，處于被壓制的輿論劣勢地位。在傳統(tǒng)的西方新聞傳播理論中，新聞自由、傳播權利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在當代國際政治傳播中，為了政治目的，基于政治立場，可以理直氣壯地壓制乃至禁止不同聲音，起先是將對立國家傳播主體標簽化、污名化，之后是根據內容立場禁止相關內容傳播，最終甚至基于身份禁止發(fā)聲。值得重視的是，少數壟斷性社交媒體平臺在2016年美國總統(tǒng)大選后還宣稱自己只是科技公司不是新聞媒體，不對輿論場出現的問題承擔責任，而在近幾年的國際政治事件中，這些社交媒體平臺毫不掩飾地站到了輿論戰(zhàn)的前臺，成為所在國家實現政治利益的有力工具。少數強勢國家政府與大資本聯手控制國際政治傳播平臺，主導國際政治傳播格局，以單一價值觀及自身利益為出發(fā)點打壓多樣價值觀和多樣化聲音，“價值圍攻”與“信息過濾”日益突出，國際輿論場中的民主力量受到嚴重限制。
趨勢之二：武器化特征更加突出。在當前國際政治領域輿論戰(zhàn)的背景下，信息傳播的目的不再是為了挖掘和追尋事實真相，而是為了在國際政治競爭、斗爭中取得勝利，獲得最大化的國家利益。這導致當前國際政治傳播呈現出“勝負觀驅動下的信息制造”的特征，是制造信息而不是發(fā)現信息，是制造“信息武器”來打擊對手而不是理性對話。2022年3月，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團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9屆會議上代表20余個國家作共同發(fā)言，對一些國家出于政治目的，編造散布虛假信息、打著人權幌子對別國進行誣蔑抹黑表示關切，呼吁各方共同反對和抵制虛假信息。①值得重視的是，在當前的國際政治斗爭中，形成了一種惡性的虛假信息散布流程，即個別官員爆料——新聞媒體炒作——社交媒體發(fā)酵——政府機構背書，更可怕的是，只要謊言獲得相信，成為輿論場的主導聲音，就可以據此打擊對手。當虛假信息成為所謂普遍共識，就成為國際政治斗爭的武器，成為國際政治決策的依據。
趨勢之三：技術化因素更加重要。在智能時代，傳播方式已不同以往，不再單純依靠人為主體開展傳播，社交機器人、算法技術等正在網絡傳播中發(fā)揮愈發(fā)重要的作用，基于先進的情感特征、互動行為的社交機器人能夠“以假亂真”地參與輿論場中的內容建構，基于特定算法的信息篩選形成一邊倒的輿論傾向，“數字化驅動下的輿論引導”成為當代國際政治傳播中的特征。研究發(fā)現表明，社交機器人被用于國際輿論場上的政治角逐，以期營造對中國的負面輿論。②可以說，傳播技術在形塑當代大眾關于國際政治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模式中，已經成了某種具有導向性力量的因素，盡管社交媒體機器人的發(fā)言數量還未成為多數，但其導向性、精準性、整齊性可以引導輿論場中“沉默的大多數”，更重要的是，這些機器人可以成為單一主體的操縱對象。在當代國際政治傳播中，技術的非中立性愈發(fā)明顯，技術即政治，在當代國際政治傳播中，沒有技術的平衡，就沒有輿論的平衡。
趨勢之四：情緒化傾向更加強烈。在當代國際政治輿論場中，情感因素愈發(fā)成為影響輿論形成的重要因素，民眾們似乎不再關心事情的是非曲直和真相，而是關注情感的共鳴。“情緒就是政治。”一方面，在各種國際沖突事件中，對于沖突的雙方，民眾大多具有先決的喜好，因此對自己認同一方的有利信息會給予更多信任和傳播。另一方面，對于距離自身遙遠的國際政治事件，人們很難獲得一手真相，只能通過媒體信息來了解，而看到的往往則是自己希望看到的。由此，國際政治輿論場的信息固化、情感極化、社會分化現象日益嚴重，極大損害了社會和諧乃至家庭和諧。“價值觀驅動的情緒對立”的特征愈發(fā)明顯，非敵即友，非黑即白，這種強烈的對立情緒，激化了各國民眾在思想價值層面上的沖擊和對立，模糊了公共事件的本來面目，使得當前的國際政治傳播面臨更加撲朔迷離的復雜局面。更要警惕的是，網民情緒的擴散裹挾了社會民意進而干擾了政治決策，讓理性處理國際政治紛爭越來越困難。
認識當代國際政治傳播新趨勢的理論視角
國際政治傳播呈現的這些新趨勢不是突然間形成的，而是長期累積的，是自“二戰(zhàn)”以來國際政治秩序變化在全媒體傳播時代的體現，分析當前的這些趨勢，有一些基本的新聞傳播學理論視角。通過這些理論來觀察，可以更深刻地把握當前國際政治傳播行為的深層次規(guī)律。
視角之一：傳播政治經濟學與國際傳播秩序失衡。傳播政治經濟學考察傳播行為背后的權力關系和政治經濟構架。從報刊、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體普及以來，任何社會的傳播行為都不是簡單取決于技術與媒介的，而是取決于使用技術與媒介的觀念、制度與利益主體。從國際傳播秩序來看，由于“二戰(zhàn)”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長期占據經濟優(yōu)勢和科技優(yōu)勢，進而形成了語言優(yōu)勢、文化優(yōu)勢與傳播優(yōu)勢，傳播成為掌控國際政治格局的“非軍事”力量。
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家達拉斯·斯邁思提出：“自大眾傳播出現以后，帝國的控制可能并正以一種更簡單、更平和的方式出現，它主要借助由核心國家（主要是美國）的軍事力量支持的意識工業(yè)完成其文化統(tǒng)治。”③這一論斷揭示了當時的國際政治傳播特征，也解釋了當代的國際政治傳播格局，即傳播作為少數國家實現全球意識形態(tài)統(tǒng)治的工具，在越來越發(fā)達的媒體技術支持下，在全球意識形態(tài)博弈中發(fā)揮著越來越突出的作用。
達拉斯·斯邁思認為：“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本質上就是依賴電子傳播的體系。廣義上說，傳播的凈流量主要從核心地帶流向邊緣國家。其他自然資源（勞動力和原材料）的產物的流向卻是從邊緣國家流向核心地帶。”④在他看來，加拿大雖說是發(fā)達國家，但卻依附于美國，是“世界上最具依附性的發(fā)達國家”。這些分析說明，從世界范圍看，邊緣國家與核心地帶國家間存在信息流的單向“逆差”，從核心地帶國家內部看，也是明顯的一國獨大，這就準確解釋了當代國際政治傳播高度集中性的導向。
隨著互聯網技術、數字技術的發(fā)展，傳播技術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核心地帶國家對傳播技術的控制越來越重視，全球互聯網根服務器、大型社交媒體平臺、衛(wèi)星通信技術等掌握在少數國家手中，基于這些技術優(yōu)勢帶來的傳播優(yōu)勢在各種當代國際政治沖突中扮演著愈發(fā)突出的角色。從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出，傳播技術國際分布的失衡，決定了國際傳播秩序的失衡。
視角之二：媒介化政治與幻象政治。隨著媒介技術的進步與信息化社會的出現，傳播媒介在當代政治中的作用愈發(fā)顯著，不論政治選舉還是政治革命乃至軍事戰(zhàn)爭，都以發(fā)動媒介造成輿論作為依托。在國際政治中，傳播媒介的作用更是無以替代，動員國內民眾支持本國政府政策，形成國際輿論支持本國主張，進而影響聯合國等國際組織通過支持本國主張的各種決定。媒介化政治已經成為當代政治特別是國際政治中的突出特征，因而新聞輿論引導成為治國理政的關鍵性能力，成為國際政治的戰(zhàn)略性手段。
美國在媒介化政治實踐與理論方面提供了許多可供研究的案例和理論。美國學者蘭斯·班尼特在《新聞：幻象的政治》一書中談到：“新聞中政治世界的形象可以自我應驗成為現實，這很可悲。利用遙遠世界的敵人的可怕形象就能掀起一場戰(zhàn)爭或軍事干預（比如越南戰(zhàn)爭和伊拉克戰(zhàn)爭），事后回望才覺得值得三思。”⑤在蘭斯·班尼特看來，美國2003年發(fā)動的伊拉克戰(zhàn)爭“全面展示了政府如何把戰(zhàn)爭的概念灌輸給媒體，繼而傳遞給其他政治人物和美國公眾的過程”。在戰(zhàn)爭中，“爭奪新聞形象控制權的斗爭才是最重要的”。其結果是，“在政府對媒體嚴格管控的2003年，69%的人相信伊拉克與‘9·11’事件至少有某種聯系”。事實卻是，“美國士兵把伊拉克翻了個遍，也沒能找到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⑥可即便如今全世界都知道伊拉克戰(zhàn)爭是媒介化政治主導的戰(zhàn)爭幻象，但又如何呢？一切反思性討論只停留在論文中、書本中、課堂中，更值得警惕的是，這些畸形現象在當代國際政治傳播中依然不斷上演，甚至愈演愈烈。
在政治傳播領域，針對不同的報道對象，有一個“受害者價值”理論，即同樣是面臨暴力沖突、災害、疾病等痛苦境遇，有價值的受害者指的是那些與報道者價值觀或利益一致的受害者，無價值的受害者指的是那些與報道者價值觀或利益不一致的受害者，前者就會成為報道對象，在新聞傳播中得到最大限度地展現，后者的受關注度就很有限乃至會被忽略。這種現象在當代國際政治沖突的傳播中，已經毫無掩飾地表現出來，同樣是軍事沖突，歐洲地區(qū)的受害者就遠比中東地區(qū)、非洲地區(qū)的受害者更受到關注。如果說在國際政治中常常是“叢林法則”，強者會基于自身利益欺凌弱者，在國際政治傳播中，常常是“探照燈法則”，少數國家強勢媒體的“燈光”只會照到有價值的受害者身上，而對無價值的受害者則不屑一顧。隨著全球化與全媒體時代的到來，少數國家強勢媒體成為全球社交媒體的主要信息源，壟斷型社交媒體平臺又關閉了不同角度的個體性“光源”，這些都最大限度放大了單一“探照燈”的亮度，導致強者可以憑借傳播優(yōu)勢更加為所欲為地制造幻象政治與扭曲世界圖景。
視角之三：后真相時代與高質量新聞缺失。“后真相”（post-truth）一詞成為英國《牛津詞典》2016年世界年度熱詞，當年的“英國脫歐”與“美國大選”是最具沖擊力的政治事件與極具爭議性的新聞事件，成為直接誘因。而其深層次原因，則是“新聞與真相脫離”這一問題愈發(fā)突出，在政治傳播領域顛覆性影響愈發(fā)顯著，換言之，在全媒體環(huán)境中，虛假新聞越來越多，事實真相越來越少，所謂“后真相”，實質是“偽真相”“無真相”，“信息欺騙”問題已經成為全球性挑戰(zhàn)。從各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來看，“事實核查”逐漸成為一個新的熱門話題，而國際上也出現了許多民間的事實核查機構。
盡管“新聞與真相脫離”的問題引發(fā)了全球學界、業(yè)界、政界的重視，但顯然沒有得到有效治理。根據《2022年愛德曼全球信任度調查報告》，民眾對虛假新聞的擔憂上升到歷史新高，針對全球27個國家的調查表明，在回答是否同意“我擔心虛假信息或假新聞被當做武器使用”的說法時，76%的受訪者表示認同，其中比例最高的認同來自西班牙，達到84%，最低的來自荷蘭也達到63%，中國的受訪者中80%認同此說法。⑦
分析后真相時代的出現，從微觀上看，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方面是媒介技術原因，社交媒體的全球流行和主導地位凸顯了個人化傳播，算法技術的迎合與誘導進一步強化了基于個人喜好的信息偏向；另一方面是傳播行為原因，民眾更愿意接受來自小圈層的信息而不是權威媒體的信息，更愿意自主性地傳播信息而不愿受到監(jiān)管，在社交媒體傳播中，為了自我保護，“沉默螺旋”“寒蟬效應”進一步加劇，“過濾氣泡”進一步凸顯。形成悖論的是，民眾在追逐個人信息權利的自由過程中正在喪失個人信息權利的實質，即擁有高質量信息的可能性。
有學者認為：“從更為宏觀的層面來看，‘后真相’的興起也標志著‘后西方、后秩序’時代的到來。”⑧當然，要看到的是，“后西方、后秩序”的到來還在進程中，目前依然是由“西方社交媒體”“西方秩序”在主導國際輿論生態(tài)。缺乏真實性與建設性的高質量新聞的稀缺，成為當代國際傳播特別是國際政治傳播中的根本問題。
針對當代國際政治傳播新趨勢的輿論引導
當代中國輿論場是當代國際輿論場的重要組成，這種重要性隨著當代中國在世界的影響力提升愈發(fā)重要，這在當前許多國際政治沖突中不斷得到體現，即許多國際沖突方都要在中國輿論場主動發(fā)聲。為此，要積極提升中國輿論場在國際輿論場中的參與度和引導力，如同中國經濟成為穩(wěn)定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一般，中國輿論場也要努力成為穩(wěn)定國際輿論場的重要力量。
途徑之一：積極建構國際政治傳播的“另一種聲音”。首先，中國媒體要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政治事件的全球傳播。確保在國際事件的第一現場發(fā)出中國聲音，獲得一手事實來引導輿論場。新聞姓“新”，具有事實依據的一手信息永遠是國際輿論場中最具引導力的高質量新聞，可以產生“第一引導力”。
其次，國內媒體要避免成為西方媒體的傳聲筒。要避免西方化的國際政治傳播內容主導國內輿論場，防止國內媒體不加鑒別地二次傳播西方媒體信源。對于國內輿論場中關注的國際政治事件，要有中國自己的聲音，要有非西方視角的不同聲音，形成基于事實與理性開展對話和討論的輿論氛圍。
再次，在開展國際政治傳播中，要注意突破“西方中心主義”的全球傳播觀，既關注非西方的第三世界傳播力量，也關注非英美的西方國家媒體，真正做到基于多樣化世界的全球傳播。事實上，構建基于全球南方力量的國際傳播新秩序是當代世界和平發(fā)展的重要任務，也是中國應該積極發(fā)揮全球領導力的重要著力點。
途徑之二：積極傳播全人類共同價值觀。當代人類社會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在經濟社會發(fā)展到一定程度后，價值觀在國際政治與社會行為中的作用越來越凸顯。西方國家在國際政治行為中旗幟鮮明地開展價值觀外交，搭建價值觀聯盟，通過價值觀劃線，價值觀驅動的政治行為愈發(fā)成為普遍現象。與此同時，值得關注的是，當代中國民眾也越來越把價值觀作為個人行為的標準。根據《2022年愛德曼全球信任度調查報告》，在中國的受訪者中，90%的人購買和推薦價值觀相合的產品，89%的人選擇價值觀相合的雇主就業(yè)，86%的人選擇價值觀相合的標的投資。⑨可以看出，在當代國人的行為選擇中，功能性、實用性等因素已經不是唯一的主導因素，情感性、信仰性等因素日益重要。
價值觀是信息內容的靈魂。要積極引導中國輿論場乃至國際輿論場，信息內容中深層次的價值觀因素要鮮明而穩(wěn)定，換言之，在輿論交鋒中，嗓門大、態(tài)度兇并不能占據真正的優(yōu)勢，沒有價值觀的信息要想發(fā)揮深刻的輿論引導作用是很難的。因此，以基于共同價值觀的高質量新聞來引導輿論成為有效法則。事實上，中華文化自古以來就有講求“義利之辨”與“人本”“民本”的價值傳統(tǒng)，道義是高于利益的，和平是高于暴力的，要把全人類共同價值觀深植于輿論引導的信息選擇中。特別是中國自古以來奉行的和平主義價值觀與一些西方強權國家奉行的霸權主義、軍事主義、利己主義價值觀是形成鮮明對比的。對此，要理直氣壯地、持之以恒地進行傳播。不論在國內輿論場還是國際輿論斗爭中，都要力爭將中國作為世界和平的穩(wěn)定性力量、積極性角色確定下來。
途徑之三：積極發(fā)揮當代青年的傳播力量。當代中國青年是可以平視世界的一代人，對中國與世界有著清醒的認識，其自信感是內生的、堅定的；也是有能力與世界對話的一代人，不論是創(chuàng)意能力還是語言能力，都可以在當代國際輿論場建設中發(fā)揮更大作用。從實踐中看，中國青年網民的數量是巨大的，活躍度是極高的，成為中國網民群體中最具話語引導力的群體，在國內輿論場、國際輿論場中發(fā)揮的作用不可低估。舉凡各種涉及民族利益、國際局勢、社會公平等的話題，都會成為中國青年網民熱議的內容。青年人作為數字原生代，在網絡輿論場中的漫畫傳播、短視頻傳播、熱點話題討論中都表現出了明顯的引導優(yōu)勢。
與此同時，要更加重視發(fā)揮當代國際青年在國際輿論場中的積極引導作用。青年人是最少成見的群體，最追求進步的群體，可以有效克服國際輿論場的偏見，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青年學生在中國大學學習期間用各自國家的語言和社交媒體平臺主動傳播中國發(fā)展實情，畢業(yè)后回到本國依然對中國懷有親切的情感。要讓更多的國際青年看到中國發(fā)展的實情，理解中國發(fā)展的目標，引導并幫助這些國際青年，培養(yǎng)全球化、全媒體時代的更多的“當代斯諾”，成為當代輿論場建設中的新主體與新能量。
中國面臨的國際話語權的挑戰(zhàn)是長期的，對其深層次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斗爭的復雜性、艱巨性要有清醒的認識。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在人類發(fā)展進程中，社會主義開辟了一種嶄新的可能，即真正關注全體人民自由全面發(fā)展的新道路。在《2022年愛德曼全球信任度調查報告》中，有一個有趣的數據，針對全球27個國家受訪者的調查，在回答“如今的資本主義對全世界而言弊大于利”的說法時，52%的受訪者表示了同意，在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等國的認同比例都超過平均值，在英國、德國、加拿大等國的認同比例也都接近50%，⑩換言之，對資本主義的反思成為當代世界的一種普遍思潮。
在當代國際意識形態(tài)的斗爭中，呈現出從“輿論戰(zhàn)”到“信息戰(zhàn)”進而到“認知戰(zhàn)”的三種形態(tài)，爭奪人腦成為最前沿、最激烈的戰(zhàn)場。為此，在國內國際輿論場的建設中，中國要保持對自己道路選擇與歷史文化的信心，既不回避問題，又不仰人鼻息，以事實傳播事實，以理性激發(fā)理性，以正義呼喚正義，日積月累，久久為功，中國聲音就會成為國際輿論場中的穩(wěn)定力量，真實性、積極性就會成為當代輿論生態(tài)的共同追求。
（作者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中國新聞史學會副會長）
【注釋】
①《中國代表觀點相近國家呼吁反對人權領域虛假信息》，新華網，2022年3月25日。
②師文、陳昌鳳：《議題凸顯與關聯構建：Twitter社交機器人對新冠疫情討論的建構》，《現代傳播》，2020年第10期，第50-57頁。
③④[加]達拉斯·斯邁思著，吳暢暢、張穎譯：《依附之路：傳播、資本主義、意識和加拿大》，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第3頁；第332-333頁。
⑤⑥[美]蘭斯·班尼特著，楊曉虹、王家全譯：《新聞：幻象的政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4頁；第15-17頁。
⑦⑨⑩愛德曼公司：《2022年愛德曼全球信任度調查報告》，2022年3月發(fā)布。
⑧史安斌、楊云康：《后真相時代政治傳播的理論重建和路徑重構》，《國際新聞界》，2017年第9期，第54-70頁。
責編/周小梨 美編/李祥峰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chuàng)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