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2016）將人均國民收入（GNI）介于1026美元至12475美元的國家定義為中等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占全球經濟總量的1/3、總人口的71%和貧困人口的73%，其增長與發(fā)展關系全球福祉。然而，相關研究顯示，中等收入期的增長波動、停滯甚或下降具有一定普遍性，對比這一時期增長績效不同國家的發(fā)展經驗，能夠為探求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和突破提供參考。
本文通過對比研究巴西和韓國，試圖從外向型經濟發(fā)展模式下“出口—增長”聯(lián)動的視角解釋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文章后續(xù)部分內容為：第一部分對比巴韓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后的路徑差異；第二部分分析兩國經濟增長穩(wěn)定性不同的原因；第三部分說明低增長出現(xiàn)的結構性原因；第四部分提出啟示和建議。
一、巴西和韓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兩極案例
近代以來，巴西和韓國都經歷了由進口替代向出口導向模式的轉變，兩國發(fā)展軌跡在短暫交集后出現(xiàn)分化。巴西是發(fā)展中國家中最早啟動現(xiàn)代化的國家之一，在經歷20世紀60、70年代期間經濟快速增長的“巴西奇跡”后，率先進入中等收入階段。韓國的現(xiàn)代化起步晚，直至60年代末期時經濟總量還遠低于巴西。1967年，兩國經濟差距達到峰值，巴西是韓國人均GNI的2.2倍。此后，兩國差距逐步縮小，自80年代起，韓國的人均GNI開始超越巴西，并逐步達到高收入水平，而巴西則危機不斷，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區(qū)間。
世界銀行的相關研究將“中等收入陷阱”做出了相對與絕對標準的劃分，巴西和韓國在兩重標準下都成為跨越這一發(fā)展陷阱的兩極案例。就絕對標準而言，世界銀行認為長期停滯中等收入區(qū)間即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圖1描述了1962-2015年期間兩國人均GNI的演變，從中可見，巴西在20世紀70年代末前后步入上中等收入區(qū)間，但此后始終未能邁過高收入門檻；韓國則在1980年前后升至上中等收入階段，在1995年進入了高收入階段。
就相對標準而言，世界銀行將中等收入區(qū)間定為美國收入的1/8~1/2。新古典增長理論的“趨同假說”認為，發(fā)達地區(qū)和欠發(fā)達地區(qū)最終會發(fā)展趨同。因此，“中等收入陷阱”本質上是“趕超”停滯。圖1顯示了兩國人均GNI相對值的變化，可以看到，巴西經濟增長先揚后抑，人均GNI相對值在1975年突破0.125（美國收入的1/8）之后，始終在0.23下波動，未能達到高收入標準，對美國的“趕超”陷入停頓甚至回退狀態(tài)。韓國的人均GNI相對值呈現(xiàn)總體上升趨勢，1979年超過0.125，2014年之后超過0.5（美國收入的1/2），“趕超”相對延續(xù)，從而成為嚴格標準下的高收入國家。
現(xiàn)有研究顯示，中等收入狀態(tài)的延續(xù)時間與人均GNI的增長速度和穩(wěn)定性相關。增長率差異是造成巴韓兩國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兩極表現(xiàn)的直接原因。對比兩國的人均GNI增長率，可以看到，雖然其人均GNI增長率均有波動，但巴西多次出現(xiàn)負增長且波動程度遠超韓國。尤其是80年代之后，巴西的增長速度大幅減緩且波動加大。以兩國人均GNI相同的1981年為起點，彼時高收入門檻值是兩國人均收入的7倍，在10年、20年和30年內突破中等收入期應達到的必要增長率如表1所示。此后的30年間，韓國每十年的人均GNI年均增長率依次為13.1%、7.1%和4.8%，為較快跨越中等收入期創(chuàng)造了條件；巴西每十年的人均GNI年均增長率則依次為-0.34%、0.84%和3.1%，低于迅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的必要增長率。
綜上，巴西和韓國過去50多年間的發(fā)展歷程對比顯示，中等收入時期的增長質量是決定這一階段延續(xù)時間的關鍵因素。由于增長率無法達到跨越中等收入所需的必要水平且頻繁大幅波動，巴西長期深陷這一發(fā)展階段；相反，正是由于保持了相對高質量的增長，韓國得以在發(fā)展中經濟體中脫穎而出，較早地進入高收入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