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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光斌:拋棄固化觀念 正確認識中國政治(2)

一些發(fā)展中國家無效治理的命運,反向證明了中國道路的正確性

就世界大歷史視角下的比較政治發(fā)展而言,經(jīng)過幾波次的“民主化浪潮”,世界上的絕大多數(shù)發(fā)展中國家或地區(qū)變得更像美國或者英國了,諸如菲律賓按照美國的總統(tǒng)制建立起政治制度,印度按照英國內(nèi)閣制建立起政治制度,我國的臺灣地區(qū)也被卷入了“第三波”之中,以及被稱為“第四波民主化”的“阿拉伯之春”,結果如何呢?大家有目共睹。不僅如此,被當做所謂“普世價值”的自由主義民主,已經(jīng)讓西方國家自身不堪重負,這才有英國脫歐公投的成功,才有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tǒng)這些所謂的“黑天鵝”事件。今天不但很多非西方國家的人們對于西式民主似乎有點談虎色變,就是美國特朗普政府也宣布放棄所謂的“價值觀外交”,不再對其他國家搞所謂的“顏色革命”和軍事政變。

在改革開放中,中國免不了受世界政治思潮的沖擊,但執(zhí)政黨的自主性硬是扛過了一次又一次難關。細思極恐,如果中國也變成了所謂“普世價值”俱樂部的一員,今天又會是什么樣子呢?如果中國沒有政治定力而和其他發(fā)展中國家一樣走上西式民主道路,中國的命運絕不會比其他國家更好。

因此,關于中國政治的認識論,首先是以中國大歷史和世界大歷史的視野認識中國的政治發(fā)展即政治道路,那種以一種觀念來衡量各國政體的流行做法,必須拋棄。

建構中國民主話語體系的一種嘗試

在比較政治的視野下認識中國政治,我們沒有理由自暴自棄。更堅定的政治信心首先需要理論自洽基礎上的理論自信,理論自洽則源自一套自主性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為此,社會科學中很多基本范疇、基本概念,需要在傳統(tǒng)性、現(xiàn)實性和世界性的大視野中得到重新認識。比如對民主的認知,中國政治制度的民主性自不待言,而要更好地理解這一點,就要有一套民主話語體系。民主理論的表述,最忌諱階段性、政策性總結,那樣就變成了加掛火車皮越加越長,而且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意義遞減。作為政治實踐的理論化總結,要經(jīng)得起時間的考驗,一定是基于社會科學研究的一般性概念化表述。中國民主體現(xiàn)在政治發(fā)展道路、政治制度、政治過程之中,體現(xiàn)為國體的人民民主、政體的民主集中制和政道的共識民主,是一種“可治理的民主”。相對于黨爭民主所導致的無效治理乃至國家失敗,“可治理的民主”自然是可追求的一種民主模式。當然,建構中國政治的民主話語體系,首先需要厘清流行的自由主義民主的基本問題。過去十來年政治學研究領域的一個重點就是自由主義民主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參見拙作《觀念的民主與實踐的民主》,2014),先破后立,本書是建構中國民主話語體系的一種嘗試。

為什么百年來西方學界關于中國政治前途的預言一錯再錯

本研究無疑是一種護衛(wèi)性而非基于某種理想制度的批判性——后者被西方學術界視為所謂的“學術標準”。其實,哪有什么非護衛(wèi)性民主理論呢?熊彼特、阿爾蒙德、薩托利等幾代人所建構的自由主義民主難道不是按照美國政治制度而有選擇性地建構起來的辯護性或護衛(wèi)性理論?

關于中國政治的認識已經(jīng)有太多的批判性作品,尤其是來自西方學術界的中國政治研究,因為他們都是用自己的觀念體系來對照中國,結果一百年來關于中國政治前途的預言一錯再錯,“中國崩潰論”已經(jīng)崩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以自己的觀念來研究與其歷史文化完全不同的中國政治,這樣就沒法理解中國政治的內(nèi)在邏輯。一般性原因是,我們每個人都似乎熟悉的“政治”又實在太復雜,比如政治不僅直接受到經(jīng)濟制度和社會制度的制約,經(jīng)濟-社會制度后面還有歷史文化和文明基因,而且政治自身還有自主性作用。這樣,理解“政治”至少有三個層次不同的維度:政治(包括制度和人)本身的自主性、經(jīng)濟-社會的直接影響、文明基因的結構性約束。政治學雖然是一門古老的社會科學,但關于“政治”的認識往往是實證性的簡約論,而非“實存”的復雜性理論,實存性政治學理論來自對不同文明的深刻理解。

本護衛(wèi)性研究是基于中國歷史研究和比較歷史研究的一種思想信念,如果中國的政治發(fā)展偏離了以人民民主即以人民為中心為基礎的政治方向,那將不是人民民主理念的問題,也不是本護衛(wèi)性理論自身的問題,而是政治自身出了大問題。正如本研究所論證的,反事實法已經(jīng)反復告訴了我們非西方國家實行自由主義民主的不堪局面和嚴重后果。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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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焦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