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此岸取向特征也生動地體現(xiàn)在《周易》宇宙觀中。具體來說，《周易》宇宙觀的基本邏輯是以“天地”為范圍，一切人類活動不出此范圍;其次，以“天地”為最高準繩，天地關系當然體現(xiàn)了人間一切事物基本關系的出發(fā)點，人間一切事物均要以“天地之道”為指導原則。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兇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周易·系辭》)
《周易》宇宙觀的意義在于：人間世界一切行為的特點，不是要超出這個世界之外，而是以“天地”為對象，盡最大可能地理解“它”(天地)、接近它：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范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周易·系辭》)
人們常把《周易》宇宙觀與以柏拉圖等人為代表的西方哲學宇宙觀相混淆，部分是由于metaphysics這個詞被譯成了“形而上學”(據(jù)說是嚴復借用《周易·系辭》“形而上者謂之道”譯出)。筆者認為其間有一項差別值得關注：《周易·系辭》中所謂“形而上者”，其實并不是真的要超出此有形世界之外，只不過是指出如何把握此有形世界，以便更好地回到此岸世界;畢竟“道”也是此世界的一部分，在此世界中、不在此世界外。因此，中國人的形上學或形而上學(兩種譯法共存，含義無別)，本意并不是教人如何脫離此世界、超越此世界，而是教人更好地適應此世界、回到此世界。而柏拉圖等人的metaphysics所代表的、“形而上”的思維方式則不然，理論上說，它對此有形之世界持否定態(tài)度，在有形世界與無形世界制造截然的分裂與對立，其所追求的恰恰是要脫離此有形世界，進入無形世界。柏拉圖所謂的“洞穴比喻”，所謂“靈魂轉向”，所謂“心靈上升”，指的都是從有形世界進入無形世界。他之所以認為哲學高于詩歌、繪畫、戲劇乃至幾何，正因后者仍然沒有完全擺脫感性經(jīng)驗。這種傾向無疑與后來的基督教傳統(tǒng)相吻合。亞里士多德的metaphysics早期以具體的個體事物為第一本體，應該說與此迥異。但是亞里士多德強調，哲學的真正動力來自純粹的求知欲，這是一種純粹的思想的自由，“并無任何實用的關懷”(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982b20-21)。無實用關懷的純粹思想自由，實際上也代表脫離此有形世界、進入另一無形世界的傾向，因為它并不追求如何更好地適應此有形世界、或回歸此有形世界。這種傾向近代以來長期沒有得中國哲學工作者很好的理解，他們總是說“中國哲學重道德，西方哲學重知識”。這一說法已經(jīng)暗含著這樣的思路：西方人重知識，所以才有科學發(fā)達。仿佛重知識也是為了能解決實用的需要。
此岸取向對于中國文化的影響是極其深刻的。因為并不從彼岸或來世來尋找此生安身立命的基礎，所以對此岸世界特別小心地經(jīng)營;要從每一個日常生活細節(jié)中尋找做人的方法或技巧，導致把烹飪、喝茶、養(yǎng)花、書法、繪畫、擊劍、氣功……等一切活動都當成了養(yǎng)生和藝術，欲從其中找到無窮的快樂。如果來世的世界仍然是這個世界，我們的靈魂永遠超不出“這個世界”，那么此生此世就不得不被當作人生最重要的工作對象，因為人的生命只有這一次。換言之，如果彼岸是真實可靠的，此岸世界就變得虛幻，于是超越或尋找最終離開這個世界才是正道。至于此岸世界是否和諧、穩(wěn)定或太平，則不具有首要的意義。這是西方metaphysics思維的特征，而絕不是《周易》宇宙觀。筆者在有關地方已經(jīng)論證過，將metaphycis翻譯成“形而上學”所包含的誤導性，此處不贅。當然，在佛教中，中國人后來也發(fā)展出了一套彼岸世界的神話，但是其影響仍然主要停留于民間;在精英或學者階層，真正占主導地位的還是此岸性思維。即使在民間，那些彼岸世界的神話并也多半以“勸善戒惡”為宗旨，并不是以進入另一個世界為每個人的最高人生追求。換言之，中國人的彼岸世界神話，是為了讓人們在此岸活得更成功服務的。這與基督教不同，后者直接把此岸世界視為虛幻，把55彼岸世界當作惟一真實，并以追求彼岸(天國)的生活為人生最高理想。
“此岸取向”自然會導致對處境的高度關懷，因為處境是此岸世界最重要的成分;此岸性也自然導致關系取向的思維方式，因為人與人的關系是此岸世界個人處境最重要的成分。此岸性意味著對這個我生于其中的世界的高度肯定。從這個角度講，“內在超越”這個說法還是有一定的誤導性。因為它可能讓人們誤以為要從一種與西方mataphysics或神學不同的途徑，即內在的方式，來超越這個世界，超越此岸。而中國人的宇宙觀或《周易》宇宙觀的基本特點是永遠范圍于此世界之中。如何更好地貼近此岸、經(jīng)營此岸才是它給每個人的人生提出的主要任務。
中國人的“重和”意識，其實與根深蒂固的關系思維、此岸思維有關，因為中國人的人生安全感來自于關系，即自身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平衡，包括與人的關系，以及與世界的關系。此外，高度此岸化的思維取向，決定了中國人必然把此岸世界是否和諧看得異常重要?！吨芤?middot;乾·彖辭》上說“保合大和，乃利貞”，與《中庸》“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思想，都體現(xiàn)了中國人創(chuàng)造一個全球和睦的大家庭的世界夢想。這種夢想，對于以個人為本位的西方文化來說則不一定有特殊意義。因為西方文化強烈的彼岸化傾向，使他們把否定、超越此岸世界當作重要目的。美籍華裔人類學家許烺光在《美國人與中國人》一書中曾對這種差異作了異常精辟的分析，此處不贅。56
中國人的“無邊親情世界”
從Geert Hofstede所謂“集體的心靈程序”角度出發(fā)，研究一個民族的文化，就是要探索這個民族在多大程度受制于它由于家庭生活、教育背景、歷史記憶等所遺留給它的“集體無意識”。57由此我們就可以分析這個民族今天的生活，包括它的價值、制度、生活等許多方面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這些無意識的支配。文化心理學研究的意義在于，提醒我們認識一個民族在社會變遷、特別是社會整合中究竟遵循怎樣的規(guī)律。其中包括：這個民族的文化在什么情況下容易自我瓦解或走向墮落，在什么情況下才能自我整合起來而不是一盤散沙;還有，這個民族過去幾千年來所走過的道路，哪些是由其文化習性所決定的，哪些不是;這個民族在今天面臨的主要問題究竟是什么，它與其過去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有何相似之處;等等。
